林玉文：UBI时代国家财政如何重构才不破产

真正的挑战不是AI，而是旧时代财政的逻辑思维。未来财政的核心命题将变成一句话：不是人民养政府，而是设备劳动与智能资本养国家，再由国家用制度维持社会稳定。

现今，大多数的讨论都聚焦在“AI会夺走多少工作”，但从终局视角看，更致命的问题是：国家以后向谁收税？当企业用算法与自动化替代人力，工资总额与雇佣人数下降，所得税与公积金支付自然缩水。于是，“大量人民等政府养”并非阴谋，而是市场不再需要同等规模的人类参与生产的结构。

当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时代来临，大量人民处于“无工作化”之后，也无税可缴，国家还要给人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政府既然无足够税收，要怎么做才不会破产呢？

当人工智能（AI）从工具升级为基础设施，真正深入生产与服务体系后，最先发生的问题不是失业失控，而是税基塌陷。工业时代的财政建立在稳定链条上：人民工作有收入，政府征收所得税与社保相关税费；人民消费，政府收消费税。但AI时代的关键变化是：产出可以增长，人们参与生产的必要性却持续下降。结果可能是经济更强、政府更穷，而出现“增长型国家财政赤字”。

现今，大多数的讨论都聚焦在“AI会夺走多少工作”，但从终局视角看，更致命的问题是：国家以后向谁收税？当企业用算法与自动化替代人力，工资总额与雇佣人数下降，所得税与公积金支付自然缩水。同时，AI带来的利润，往往集中在少数平台与资本持有人手中，中产萎缩、消费结构变弱，消费税也会变得脆弱。财政很容易陷入三重螺旋：失业上升，税收下降；福利支出上升，财政压力加大；中产萎缩，消费税回收减少。于是，“大量人民等政府养”并非阴谋，而是市场不再需要同等规模的人类参与生产的结构。

政府必须学会向“系统”收税

问题归根结底是：钱从哪里来？结论很清楚，税基必须从人的“劳动”迁移到“用设备与系统来代替人类劳动创造的收入”。所谓设备劳动，就是能替代人类劳动并持续产生投资收益的系统：如算法、数据、算力、能源、无人驾驶车、机械手、人型机器人、无人机、平台网络与能源储存。工业时代政府主要向“人”收税；AI时代政府必须学会向“系统”收税。这不只是提高企业所得税率，因为利润可跨境转移与被会计优化。来自企业更有效的税源，是与真实产能与数据应用绑定的要素，而向人民收税则是通过与个人产生关系的设备与系统所带来的收益。

第一类新税，是AI税或自动化红利税。逻辑是：企业用AI替代职位获得效率红利，但社会同时承担失业、再培训与福利支出的成本，因此红利必须部分回流公共体系。可按自动化替代率征附加税、按AI驱动产值征附加税，或对AI带来的超额利润设阶梯税率。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原则：替代劳动的收益也不能只归资本，否则社会必然撕裂。

第二类新税，是数据红利税。AI能力来自海量数据，而数据源往往来自公众的行为、内容与公共知识沉淀所产生的。未来数据会越来越像公共资源让企业可用，但须付费或分润。政府可通过数据使用许可费、数据商业化增值税、数据跨境流动税等方式回收部分收益，本质是“替人民收租”，避免数据收益被少数平台所长期垄断，无付费使用。

第三类新税，是算力税与能源税。AI吃的不是工资，而是电与算力。训练与推理越普及，对晶片、数据中心与电力基础设施依赖越强，这些环节可计量、难隐藏。政府可通过关键晶片与图形处理器（GPU）进口税、数据中心用电附加费、AI训练碳税等组合，让财政与AI的物理基础绑定：谁使用更多算力，谁承担更多公共成本，这也是最具可执行性的路径之一。

但仅靠收税仍可能不足，更深层趋势是国家的治理将从“监管者、收税者”升级为“基础设施提供者与利润参与分配者”。历史上，电网、港口、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都经历过国家化或半国家化；AI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是算力与数据网络。国家建设国家级或半国有的算力平台、主权基金持有AI核心企业股份、对关键供应链进行战略性控股，都会成为现实选项。原因很简单：当财富主要由智能资本产生，国家若不参与所有权结构，财政会永远追不上福利支出的增长。

维持需求侧的循环

在社会层面，UBI时代也将从“理念争议”变成“治理工具”。它不只是福利，更是维持需求侧的循环装置：政府发放基础现金流，稳定消费能力；消费带来增值税、消费税回流；企业稳定经营与利润税回流；财政再用于下一轮分配。政策重心将从创造就业逐步转向维持消费能力与社会稳定，消费税的重要性会随之上升。

AI时代不会让所有国家走向同一命运。能平稳过渡的国家通常具备：支撑全民参与劳动并获得收入的生态平台、算力与能源基础、数码主权与数据治理能力、主权基金与财政工具，以及有弹性的税制结构和有效清廉的国家财政管理能力。反之，长期依赖所得税、缺乏科技与能源主权的国家，更容易出现结构性赤字，最终依赖通货膨胀与债务续命。

真正的挑战不是AI，而是旧时代财政的逻辑思维。AI不可逆、职位替代不可逆，但财政制度却可重构。在终局视角下，各国不应再把希望寄托在“全民就业的全面恢复”，而应尽快完成税基迁移与制度升级，把税制从人民劳动转向替代的设备劳动创收与智能资本的税收上，把国家从收税者升级为基础设施与股权参与者，把福利从道德争论转为需求侧稳定工具。未来财政的核心命题将变成一句话：不是人民养政府，而是设备劳动与智能资本养国家，再由国家用制度维持社会稳定。

作者是咨询与投资公司首席战略官（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