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毛主席深夜急电罗瑞卿：马上消除娼妓，真正原因为何？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凌晨，北京西郊的香山灯火尚明。电话铃骤然响起，罗瑞卿在军车上疾驰，他揣测了无数可能：是不是哪一处机场又被潜伏特务破坏，或是哪条铁路线再遭爆破？可当他推门而入，等来的却是与战场硝烟截然不同的一道命令——立即取缔全国娼妓。

毛主席当晚的神情极冷，话语简短而沉重。熟悉他的人都清楚，这位领袖对人民苦难的忍耐度极低。几小时前，主席暗访时撞见一群流氓在胡同里围殴一个瘦弱的少女，罪魁是八大胡同的老鸨。少女哭喊“我是被卖来的”，一句话刺痛在场每个人。毛主席顺手拍着吉普车车门，只丢下一句：“这样的事，新中国能容吗？”

彭真此前也回报过相似情景：半夜入胡同，十五岁的小姑娘哆嗦着说一天干到深夜，只分到四个窝窝头。这些碎片汇成的真相，让人坐立难安。于是深夜那通电话，带着怒火，也带着决心。

对罗瑞卿而言，这不是简单警务，而是开国前夜的第一场“社会革命”。他敏锐察觉到，妓院不仅荼毒妇女，同样是潜伏特务的天然掩体。要让首都安全，更要让百姓安心，不能任由“鸦片、娼妓、黑帮”继续拖累新中国的根基。

很快，北平市府、公安、民政及卫生部门联动摸底。数字摆在桌上：两百余家妓馆，登记在册的女子一千三百多名，最小的十三岁。九成以上身患性病。信息一出，会议室里沉默得能听见粗重呼吸。叶剑英拍案道：“再拖一天，就是对她们多一分伤害。”

八月，各界代表会把“取缔娼妓、保护妇女”写入议案；九月，处理办法草案成形；十月，罗瑞卿挂帅，总指挥部成立。十一月十二日，他在公安局布置行动：“今晚八点，全城同时封院。纪律两条：一，不准侮辱；二，不准索拿分毫。”寥寥数语，语气刚硬。

警笛未响，脚步声却在夜幕中同步，二十七个行动组封锁了八大胡同与城南烟花巷口。老板被请到分局“开会”，学员则由女民警安置。凌晨五点，北京所有妓院封门上锁，千余名女子被送往韩家潭妇女生产教养院。行动不动一枪一弹，却震撼京城。次日，《北京日报》四个通栏标题醒目刊出，市民夹道叫好。

收网只是开篇。更难的是“救人”。教养院里的第一步，先改“称呼”。所有工作人员口中的“小姐”统称“学员”。此举看似细枝末节，却在心理上拔掉了她们被物化的标签。紧接着是治病。盘尼西林针剂一支六美元，外汇紧缺，还是硬着头皮进口。五十七名医护昼夜轮换，四个月打掉一万三千针。治愈率不断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