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1998年，龙王娶亲
1998年那场大水，九江人都记得。
我在江边开了个小修理铺，修自行车、补轮胎，偶尔给渔船拾掇拾掇马达。七月底，雨下了整整十八天没停过。长江像个吃饱了撑的巨人，肚子鼓得老高，浑黄的江水漫过堤坝，把整个九江泡成了汤锅里的饺子。
8月7号下午，我正在铺子里抢救工具箱，就听见外面锣声、喊声、哭声乱成一团。
“决堤了！4号闸口决堤了！”
我扔下扳手往外冲，街上已经乱套了。水从西边涌过来，不是流，是扑。电线杆在水里摇晃，自行车漂起来，塑料盆、拖鞋、衣裳，啥玩意儿都在水上打转。
“救人！会水的都来救人！”
老支书站在一辆卡车厢顶上喊，嗓子都劈了。我水性还行，从小在江边长大，一个猛子扎进浑水里，朝着呼救声游。
那天下午我救了七个人。把刘奶奶从她家平房顶上背下来，拽着王麻子的裤腰带把他拖到高处，还捞起个不知道谁家的奶娃娃，裹在塑料布里哭得小脸发紫。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扶着棵半淹的梧桐树喘气。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她。
江心那片回水湾里，有团金色的东西在扑腾。
一开始我以为是啥动物，狗啊羊啊的。再仔细看，是个人，长头发在水里散开，金黄金黄的，在夕阳底下反着光。
“那儿！江心有人！”我喊了一嗓子。
几个民兵正在不远处扎筏子，老支书看了一眼：“太远了！水太急！”
那团金色往下沉了一下，又冒出来，手臂挥了挥，没力气了。
我没多想，扎进水里就往江心游。水比我想的急，暗流扯着我的腿，像有水鬼在下面拽。我咬着牙，一下一下划，眼睛盯着那团金色。
大概游了二十多米，我抓住了。
是个人，女人，脸白得跟纸似的，眼睛闭着。最扎眼的是那头金发，湿透了贴在脸上脖子上，真跟外国画报上的人一样。她穿着件碎花衬衫，已经破了好几处，脚上只剩一只塑料凉鞋。
我胳膊圈住她脖子，仰泳往回划。她突然咳起来，吐出一大口水，眼睛睁开一条缝。
蓝色的。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活人的蓝眼睛，跟九江瓷器厂烧坏的次品花瓶一个色儿。
“别动，我带你回去。”我说，其实不知道她听不听得懂。
她没说话，手抓住我胳膊，指甲掐进我肉里。
回去比来时候难多了，带着个人，水还在涨。有几次我觉得要不行了，想着干脆松手算了，但低头看见她那双蓝眼睛睁着，直直看着我，手死死抓着我，我就又憋了口气。
到岸边时，几个民兵七手八脚把我们拉上去。我瘫在泥地上，肺跟风箱似的呼哧呼哧响。
老支书蹲下来看那女人：“外国人？”
女人坐起来，咳嗽着，用很别扭的中文说：“谢谢……谢谢你。”
声音细细的，跟猫叫似的。
卫生所的帐篷里，医生给她检查，我坐在外头抽烟。老支书过来递我一根：“陈根生，你小子行啊，捞了个洋菩萨回来。”
“啥洋菩萨，就是个人。”我说。
“你打算咋办？”老支书压低声音，“这会儿乱成这样，外国人可是麻烦事。”
帐篷帘子掀开，医生出来了：“没大碍，就是呛了水，受了惊，脚踝扭了。问题是她没地方去，问啥都不说，就坐那儿掉眼泪。”
我撩开帘子进去。那女人坐在行军床上，抱着膝盖，金头发湿漉漉地披着，像个落了水的洋娃娃。帐篷顶上的灯泡晃来晃去，照得她脸上明明暗暗。
“你叫啥名？哪儿的人？”我问。
她抬头看我，蓝眼睛水汪汪的：“娜塔莎。”
“哪国人？”
她抿着嘴，不说话了。
医生在后面戳我脊梁骨：“问她有没有证件。”
“证件？”我问娜塔莎。
她摇摇头，把脸埋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哭起来了。
我这人最见不得女人哭。我妈死得早，我就记得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掉眼泪，说放心不下我。从那以后，谁在我跟前哭，我就心软。
“先住我那儿吧。”我说，“等水退了再说。”
老支书拽我到外头：“你疯啦？来历不明的外国人，万一是特务咋办？”
“你看她像特务吗？”我说，“特务还能差点淹死？”
“那也不能……”
“那你说咋办？扔回江里去？”
老支书不吭声了。那年月，洪水把什么都冲乱了，规矩也乱了。
娜塔莎在我那修理铺的阁楼上住了下来。铺子地势高，水只淹到门槛。阁楼就六平米，我以前堆杂物用的，清出来摆了张行军床。
头几天，她几乎不说话，就坐在窗户边看外头的洪水。我给她端饭，她小声说谢谢；我给她找了几件我姐留下的旧衣裳，她换上了，宽宽大大地挂在身上。
第三天夜里，我睡在楼下行军床上，听见阁楼有动静。上去一看，娜塔莎缩在墙角发抖，外头打雷闪电。
“怕打雷？”我问。
她点头，蓝眼睛在黑暗里亮晶晶的。
我下楼拿了半瓶白酒上来：“喝点儿，压压惊。”
她接过去，对着瓶口喝了一大口，呛得直咳嗽。我笑，她也笑，这是她来这儿第一次笑。
“你笑啥？”我问。
“你，”她说，中文磕磕巴巴的，“你像……像熊。大熊。”
我摸摸自己的络腮胡，是挺像。
那晚我们聊了点话。她说她二十五岁，从很远的地方来，本来要去上海找朋友，结果遇到洪水，行李证件全冲没了。
“你不回老家？”我问。
她摇头，眼睛看着窗外：“回不去了。”
“为啥？”
她不说话了，又开始掉眼泪。
得，我又心软了。
水退了之后，街坊邻居都来看稀奇。修理铺门口围了一圈人，大人小孩都伸长脖子看阁楼窗户。娜塔莎躲在里头不敢出来。
“根生，真让你捞了个洋媳妇啊？”隔壁开杂货铺的李婶嗓门大，“咋样，洋女人好看不？”
“去去去，别瞎说。”我轰他们走。
但闲话还是传开了。有人说娜塔莎是苏联解体后跑出来的，有人说她是跨国人贩子的受害者，还有人说她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被我这个凡夫俗子捡着了。
老支书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一趟，问娜塔莎话。她还是那套说法，证件丢了，朋友联系不上，老家回不去。
“得送她去外事办。”派出所的小张说。
娜塔莎一听，脸更白了，抓着我胳膊不放：“我不去……陈，我不去。”
她抓得很紧，指甲又掐进我肉里。我看着她的眼睛，又看了看老支书。
“支书，你看这样行不，”我说，“让她再住段时间，等联系上她朋友再说。这会儿外事办也忙，洪水后头多少事。”
老支书盯着我看了半天，叹了口气：“根生，你可想清楚了，这不是养猫养狗。”
“我想清楚了。”
就这样，娜塔莎留了下来。
开始她什么都不会。不会生煤炉，不会用压水井，不会上茅房——我那个旱厕把她吓坏了。但她学得快，半个月后，能煮一锅勉强能吃的粥了，还能把铺子扫得干干净净。
九月底，天气凉快下来。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铺子门口啃西瓜。江风吹过来，带着腥味和水草味。
“陈，”娜塔莎突然说，“你为什么不结婚？”
我吐出一颗西瓜籽：“穷呗，谁跟我。”
“你人好。”她说，蓝眼睛在月光底下像两块玻璃。
我笑笑，没接话。
“我想嫁给你。”她又说，语气平静得像说“今天西瓜真甜”。
我差点被西瓜噎住：“啥？”
“我嫁给你，就有地方住了。”她说，“你娶我，就有老婆了。”
“这……这算啥道理？”我结巴了。
“不好吗？”她歪着头看我，金色头发在风里飘。
我说不上来好不好。我一个三十六岁的修车匠，小学文化，爹妈早没了，姐姐嫁到外地，就守着这么个破铺子。娶个老婆，是个男人都想。但娶个外国女人，金头发蓝眼睛的，说话都说不利索——这算哪门子事？
“你再想想，”我说，“别冲动。”
“我想了，”娜塔莎说，“洪水那天，我以为我要死了。你游过来的时候，像……像神。我想，如果活下来，就跟着你。”
她说完，把西瓜皮扔进桶里，起身回屋了。留下我坐在那儿，对着长江发愣。
那晚我没睡着。脑子里一会儿是我妈临终的脸，一会儿是娜塔莎在江心扑腾的样子，一会儿是她那双蓝眼睛。
天亮时，我做了决定。
我们去民政局那天，工作人员眼睛瞪得老大：“跨国婚姻？有护照吗？签证呢？”
娜塔莎低下头。我掏出准备好的说辞：“洪水冲没了，正在补办。我们先领证，证件后补。”
“这不合规矩……”
我塞过去两包红塔山。那年月，规矩是人定的。
结婚证拿到手，就一张纸，贴着我们的黑白照片。我穿着借来的西装，领子勒得慌；娜塔莎穿着红毛衣，笑得有点僵。但不管咋说，我们成了合法夫妻。
晚上，我在阁楼换了张双人床。娜塔莎洗完澡进来，金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穿着我姐的旧睡衣。
我们并排躺在床上，谁也没碰谁。外头传来长江轮船的汽笛声，呜——呜——，长长的，闷闷的。
“陈。”娜塔莎小声说。
“嗯？”
“我会做个好妻子。”她说。
我侧过身，在黑暗里看着她模糊的轮廓：“为啥选我？就因为我把你捞起来了？”
“因为你看我的眼睛，”她说，“和看别人一样。”
我不懂这话啥意思，但也没再问。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睡着了。
我睁着眼到后半夜，想着这日子过得真他娘像做梦。一场洪水，冲来个金发老婆，我就这么结婚了。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娜塔莎脸上。她睡得很沉，睫毛长长地盖在下眼睑上，像个孩子。
我轻轻碰了碰她的金发，软软的，滑滑的，跟中国女人的头发不一样。
也许，真是老天爷可怜我，从江里给我送了个媳妇来。
那时候我是真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