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开国上将主动提出想当部长，周总理却直接拒绝道：你另有重用

1909年，宋任穷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普通农家。家里虽说不富裕，但很看重孩子读书，供他读完了私塾，又送进了县里的高级小学，毕业后，他就成了一名小学教员。

可那时候的社会不太平，外面打仗的消息不断，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宋任穷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不是滋味，他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不能一直下去，可又不知道该怎么改变。

直到后来接触到进步书籍，他才像是找到了方向。那些书里讲的道理，跟他心里想的不谋而合，他慢慢明白，只有让更多人觉醒，才能改变这世道。

1926年12月，宋任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头扎进了农民运动里。家里人知道后都不理解，好好的教员不当，偏要去干那“风险极大”的事。宋任穷没跟家人多争辩，只说想让所有农民都能吃饱饭，想让国家再也没有压迫。

说完这话，他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中，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帮着农民减租减息，忙得脚不沾地。

1927年马日事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宋任穷辗转来到部队，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在那里，他凭文化优势，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负责发展党员，没多久就被任命为政委，兼任党代表。

在井冈山的日子不好过，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次“围剿”，红军战士们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1928年冬天，敌人又一次大规模围攻井冈山，红军被迫分散转移，宋任穷在转移过程中跟大部队走散了。

那时候通讯不便，想要找到部队可就难了，宋任穷身上的干粮和水没几天就用完了，只能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实在不行就跟老乡讨口饭吃。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他终于重新回到了红军队伍。归队后，他没来得及休整，就又投入到了反“围剿”战斗中。

1934年，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宋任穷被任命为干部团政委，跟陈赓一起率领干部团掩护军委作战。长征路上，他们打过不少硬仗，强渡乌江、激战土城、攻克遵义、四渡赤水，每一场战斗宋任穷都冲在前面，带领战士们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任穷被派到了冀南地区。冀南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日军经常来这里“扫荡”，还实施了残忍的“三光”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更难的是，1942年开始，冀南又接连遭遇旱灾、水灾，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传染病又开始蔓延，不少人因为饥饿和疾病失去了生命，其中就包括宋任穷1岁多的女儿。

女儿走的时候，宋任穷正忙着组织群众生产自救，连好好哭一场的时间都没有。他强忍着悲痛，亲自带着干部战士去地里视察，组织大家开渠筑堤引水灌溉，还想办法改良盐碱地，把地里的硝盐刮下来炼盐，解决老百姓的吃盐问题。

那时候村里的牲口都死得差不多了，没法耕地，宋任穷就带头组织人力耕地，有时候累得一口血吐出来，擦一擦接着干。他常跟身边的人说：“再难的坎儿，咬咬牙也就过去了。”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咬牙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宋任穷依旧冲在前线。渡江战役时，他负责组织民工支援前线，几十万民工在他的协调下，推着小车、划着小船，日夜不停地给解放军运送物资，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天，宋任穷跟妻子抱着哭了好久，想起这些年牺牲的战友，还有失去的3个孩子，他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新中国成立后，宋任穷被调到西南局工作，后来又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1955年大授衔时，他因为战功赫赫，被授予上将军衔。可宋任穷没把军衔看得太重，心里想的还是怎么为国家多做贡献。

1956年，当他得知地质部缺部长，主动向周总理请缨时，却被周总理告知，毛主席已经有了别的安排：让他去第三机械工业部当部长，负责原子能事业，也就是搞原子弹。

听到这个消息，宋任穷心里直打鼓。他就念过几年书，连中学都没上过，原子弹可是高科技玩意儿，自己能行吗？他赶紧跟周总理推辞，说自己文化水平不够，怕耽误了国家大事。周总理听完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

“中央不是让你去搞科研，是让你负责基地建设、设备生产这些后勤保障工作，给科研人员搭好台子。”

听周总理这么一说，宋任穷心里才踏实下来，他暗下决心，就算是搞后勤，也一定要做到最好。

那时候中国搞原子弹，简直是白手起家。没有技术，没有设备，连像样的科研团队都没有。

更难的是，一开始苏联还答应提供帮助，派了专家来，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不仅撤走了，还带走了所有的技术资料，临走时还放话说：“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这话彻底激发了宋任穷的斗志。他带着团队从零开始，先是选址建基地。为了找到合适的地方，他带着人跑遍了大西北的荒漠，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有时候遇上沙尘暴，连眼睛都睁不开。

基地建起来后，他又忙着协调设备、调配物资。科研人员在荒漠里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宋任穷就亲自去调研，想办法改善大家的生活。他让人在基地里建食堂、盖宿舍，还组织人给科研人员送新鲜的蔬菜和肉，尽量让大家能安心搞研究。

为了招揽人才，宋任穷更是费了不少心思。他多次登门拜访中科院的领导，恳请他们帮忙推荐优秀的科研人员。有时候为了说服一个专家来基地工作，他能跑好几趟，跟人家聊国家的需要，聊搞原子弹的意义。

不少专家被他的诚意打动，纷纷加入到原子弹研发队伍中。

在基地里，宋任穷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他跟科研人员、工人一起吃食堂，一起在工棚里讨论问题。有次，一批新设备运到基地，装卸的时候遇到了难题，宋任穷拿着图纸，跟工人一起研究，手上磨出了血泡也没停下。

有人劝他：“宋部长，您是上将，这些活儿让下面的人干就行了。”他却说：“都是为了搞原子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早点把设备装好，科研人员就能早点开展工作。”

那些年，宋任穷很少回家，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在忙一件“很重要的事”。

直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那声巨响震惊了世界，宋任穷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从他接手第三机械工业部，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仅用了8年时间，他用实际行动，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后来，宋任穷又先后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东北局第一书记、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务，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即使到了70岁高龄，他也还是坚持工作。

2005年1月8日，宋任穷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