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式现代化的田野观察：政治极化撕裂与生活“低烈度震荡”

2024年9月至今，我由复旦大学派出，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复旦-加州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任期两年。在此期间，我获得了进行在地观察的难得机会，多次赴美国各地展开田野调研。其中，2025年10月到12月，我受复旦-金光思想库关于“推进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来自美国的经验和教训”项目的资助，有机会沿着美国西海岸到西南、再到南部腹地围绕美国式现代化展开多州调研。

从加利福尼亚的创新走廊，到亚利桑那与内华达的城市增长带，再到得克萨斯的产业与消费中心，继而深入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与阿拉巴马等南方州份，在港口、园区、社区与大学之间穿行。一路看下来，美国式现代化的确有其值得研究与借鉴的制度性长处，也有在当下被集中放大的结构性矛盾。把美国的现代化经验与其现实困境放在同一框架里对照，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其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包括市场如何被组织起来、社会如何自我运转，以及当这些机制遭遇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时会发生什么。

2025年4月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一架从芝加哥出发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机正接近圣地亚哥国际机场。视觉中国 资料图

市场的力量：一个“能跑起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在田野调研中我发现，美国式现代化最引人注目的经验之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一体化、可快速联通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这并非一句抽象口号，而是你在州际公路上、在物流园区里、在商场与社区消费场景中都能切身感受到的现实。

在加州，市场力量首先体现为良好的创新生态。无论是遍布湾区的科技企业集群，还是洛杉矶和圣地亚哥更偏应用与制造的产业分布，都表明创新并不只是由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更多是由资本、人才、大学、企业与市场需求在高频互动中不断“滚动”出来的。这里最有启发的不是某一项具体技术，而是创新要素的流动速度：人能迅速在不同机构之间切换，技术能迅速找到商业化路径，资本能迅速对新赛道做出定价。它像一台高转速的发动机，哪怕外部环境不确定，内部机制仍能推动新事物不断出现。

到了亚利桑那与内华达，你会看到同一套国内大市场逻辑的另一面：人口与产业随成本、气候、政策与生活方式重新分布，城市增长带在沙漠与山地间延展，物流、房地产、服务业与新制造相互牵引。凤凰城一类城市的扩张并非偶然，它背后是跨州要素流动与企业迁移的市场选择；而拉斯维加斯这样以旅游会展和服务业见长的城市，则以高度市场化的供给能力，把流量转化为长期的就业与消费链条。不同州的产业禀赋差异很大，但在统一大市场的连接下，它们被纳入同一个巨大的分工网络里，地方经济的兴衰往往与全国性需求和供应链位置紧密相关。

真正让我对“国内统一大市场”感到直观震撼的，是从得克萨斯一路驶向南部各州时在州际公路上看到的景象：几乎不间断的重型卡车、密集的物流干线与支线，以及围绕高速路口展开的加油、餐饮、维修、仓储与分拨中心。

2026年1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卡车运载集装箱排队进入奥克兰港的一个泊位。视觉中国 资料图

美国州际公路体系不仅是一套交通设施，更像一套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它让货物可以在极低的制度摩擦与较高的时效稳定性下跨越州界，从而把分散的生产与消费凝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空间。这种市场一体化在得克萨斯表现得尤为充分。与加州的创新活力不同，得州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旺盛的消费与强烈的扩张冲动：商圈的热度、服务业的规模、人口的流入、产业园区的密度，都在强化一种经济增长预期。在这里，市场不仅在配置资源，更在塑造社会心态——对未来的乐观、对机会的敏感、对效率的偏好。这种心态当然有其代价，但它确实能在相当长时期内为经济注入动力。

对中国而言，这一经验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现代化不仅要建市场，更要让市场好用。统一大市场不是简单的规模叠加，而是规则的统一、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低成本交易与高效率连接。只有当企业能在全国范围内顺畅配置资源、在更大空间内竞争与创新，规模优势才会转化为效率优势，再转化为长期的综合国力。

社会的独立运转：政治风暴之下的“日常秩序”

美国式现代化另一条值得观察的经验，是其社会治理与社会运转的相对独立性。换句话说，在政治层面高度极化、党派斗争尖锐，甚至出现政府“停摆”“关门”等现象时，社会并不会随之全面失序。企业照常开门，学校照常授课，社区照常运转，许多公共问题会由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通过自我协调来“补位”。

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与阿拉巴马等南方州份的社区调研中，我更清晰地看见这种社会自组织能力的韧性。一方面，宗教团体、社区协会、慈善机构、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长期存在，并在具体事务上承担了相当多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地方层面的公共服务体系与商业网络深度嵌合，很多民众日常所依赖的并不完全是联邦层面的政策供给，而是更贴近生活的地方治理与社会网络。这使得当宏观政治陷入拉扯时，微观生活仍能保持一种“低烈度震荡”的稳定。

2025年11月1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La Colaborativa食品分发处向排队民众分发食物。视觉中国 资料图

当然，这种独立运转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而是意味着现代社会有多套并行的运行系统：政府提供规则与底线，市场提供效率与供给，社会组织提供补充性服务。当其中一套系统卡顿，另外两套系统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压力。正因如此，美国社会在面对政治极化、党派恶斗甚至政府关门时，仍能维持基本秩序——至少在大多数人可感知的日常层面，冲击被吸收、被分散、被延迟了。

对中国而言，这一观察提示我们：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社会体系能否在复杂环境中保持韧性。政府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提升自身能力，也要让社会主体有序参与，让市场与社会组织在规则清晰的边界内更好发挥作用，从而形成“多中心协同”的治理格局。强大的现代化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压到单一主体身上，而是让不同主体各司其职、彼此补位。

严峻挑战：不平等、极化与分裂如何反噬现代化

然而，如果只看到市场效率与社会韧性而忽略美国当下的结构性困境，就会误判美国式现代化的代价与风险。一路调研下来，一个愈发清晰的结论是：经济不平等、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正在相互强化，并在多个层面反噬美国的治理能力与社会信任。

首先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长期累积，正在改变社会的机会结构。大城市与小城镇、沿海与内陆、知识经济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差距，使得不同群体对“同一个美国”的体验完全不同：有人享受高薪岗位、优质教育与医疗资源，有人则在高房租、高通胀与就业不稳定中不断被挤压。当努力-回报的“美国梦”社会叙事被现实反复打断，政治情绪就更容易走向对立与激化。因此，现代化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如果分配与保障机制跟不上，社会就会从共同进步转向赢家通吃的紧张结构。

其次是政治极化把公共议题变成身份对抗。公共政策不再主要围绕问题本身展开，而更像围绕阵营忠诚进行动员；妥协被视为背叛，讨论被简化为标签。极化不仅发生在选举与国会，也渗透到教育、媒体、社区与家庭等微观层面。你在不同州、不同城市所听到的叙事往往彼此隔绝，像生活在平行世界。政治极化的代价，最终表现为制度的低效与治理的短期化，难以形成跨周期共识，难以推进需要长期投入的改革，遇到危机时更容易把问题政治化，从而错失窗口期。

再次是社会分裂削弱了基本信任，而信任恰恰是现代社会的“润滑剂”。当不同群体不再相信对方的善意、不再相信媒体的中立、不再相信制度的公平，社会协作成本就会飙升。于是，法律诉讼、行政对抗、舆论战争成为常态，社会在高摩擦中运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不信任会诱发以对抗求安全的心理，推动更激进的政治语言与更封闭的信息圈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当前面临的这些挑战并非孤立存在：经济不平等提供了情绪燃料，政治极化提供了动员机制，而社会分裂则提供了持续对抗的土壤。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美国在面对基础设施更新、教育公平、移民治理、公共安全、医疗成本等长期议题时，越来越难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续的政策组合。

换句话说，美国社会仍能运转，但运转的质量与方向正在受到结构性矛盾的牵制。

几点思考：以比较视野理解现代化的“得”与“失”

调研的意义不在于简单评判优劣，而在于把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放在比较坐标中，提炼可借鉴之处与需警惕之处。美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提醒我们：市场的力量与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能够释放规模、效率与创新动能；社会的相对独立运转，能够在政治波动中提供韧性与缓冲。但美国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样提醒我们，如果财富创造与公平分配脱节，如果公共议题被身份政治绑架，如果社会信任持续流失，现代化成果就可能被内部撕裂所消耗。

对中国而言，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照搬某个具体制度安排，而是吸收其底层逻辑并与自身国情相结合：一方面，坚定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让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让竞争在更大空间中提升效率；另一方面，更加重视社会治理的韧性建设，在坚持有效治理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形成协同共治格局；同时，也要把防范不平等扩大、避免社会撕裂、维护基本信任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长期任务，因为这决定了现代化能否真正走得远。

从加州到南方诸州的这段行程，让我对现代化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它既是经济效率的提升，也是社会结构的重塑；既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创新与增长，也需要治理与共识这套“看不见的黏合剂”维系团结与稳定。把美国当下的经验与困境作为镜鉴，我们或许更能把握一个关键事实：现代化不仅要跑得快，更要跑得稳；不仅要做大蛋糕，更要守住社会的基本共同体。只有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既有速度，也有温度。

（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加州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