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久经雷雨即神龙——齐白石与山东籍弟子于非闇

文|周惠斌

齐白石弟子、著名工笔花鸟画家兼书法家于非闇曾说：“我本世家子，苟活四十余年，论所学所能，皆不如人，独于钓鱼自谓平生第一，养鸽次之，写字又次，作画治印写文章最下。”实际上，于非闇师从齐白石并不专事模仿，而是师法“作画之神”。可以说，于非闇是齐氏“门客三千”中为数不多的变通者，而这也成就了他在中国现当代工笔花鸟画坛的重要地位。

转益多师 拜投齐门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于非闇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

于非闇(1889—1959)，原名照，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北京，曾祖起四代皆为举人，自幼饱读诗书，精谙文史、书画、篆刻。

1913年，于非闇自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多所公立、私立院校担任教职。1926年开始先后任《晨报》《新民报》等文艺副刊编辑，发表大量随笔短论，除书画印、美术史论、鉴藏、文史掌故外，民俗、风土、技艺等无所不及，是民国时期北方新闻界的知名记者与专栏作家。1937年，兼任古物陈列所附设“国画研究馆”导师，并任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审阅委员。

于非闇家学渊源，工于绘事，早年拜供奉内廷的画师王润暄(德顺)学画花鸟草虫，后转益多师，一度得到赵梦朱、张大千指点，专工工笔花鸟，活跃于京城各类书画雅集，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平画坛声名鹊起。

1936年9月，张大千(前排右一)与齐白石(前排右三)、于非闇(后排右三)等在北平春华楼合影。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于非闇就曾领略齐白石工笔草虫的笔墨神韵，心悦诚服，敬仰之情由衷而发，他著文指出：“今世擅长草虫者，当推齐白石先生。先生写草虫，有绝工者，有寥寥数笔，墨韵既足，便不着色者。吾所见先生画草虫，有远在十年前，有近才一月，年愈远，笔愈精到，然而求之七十老翁，其精能亦可贵矣。”“(齐白石)以高年写草虫，寥寥数笔，风神弥永。”“其中有一最负盛名之人望，富于想象之画师，艺术界中之泰斗，年已七十二之老翁，曰齐白石者，其作品印象之雄伟，实罕俦匹。”其对齐白石的画作推崇备至。

1928年，不惑之年的于非闇拜齐白石为师，学习篆刻和山水画，兼及工笔草虫。他在晚年回忆：“齐老师怜我之穷，倾心教我刻图章，教我在生宣纸上渲染雪景的方法。他老人家既不要我报酬，还送我许多印谱、印泥。他不但不反对我不去学他的刻印风格，而且还鼓励我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创风格。”这一年，于非闇为梁启超篆刻了两方印章，一为葫芦形状的“戊辰”，不拘字形，依样而画，另一为方印“任公五十六岁作”，齐白石看了以后颇为赏识，赞许他“托意不平，取形入古”。

1931年，齐白石为杨仲子篆刻“见贤思齐”印后，又刻下边款“旧京刊印者无多人，有一二少年皆受业于余。学成，自夸师古，背其恩本，君子耻之，人格低矣。中年人于非闇刻石真工，亦余门客”，夸赞于非闇篆刻出类拔萃。于非闇也巧妙地通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齐白石的敬仰：“或曰：今世画虫者，当以何人为佳？曰白石齐先生最精，此外尚未见。曰然则子若何？曰：我是白石弟子。”

这一时期，于非闇将十余年潜心研习历代篆刻艺术的心得和感悟，撰写成《非厂谈印》及系列文章《治印余谈》《华萼楼论印》《华萼楼古印举》《华萼楼古鉥印选》等，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并配以精选的印章和自刻印章图版，好评如潮。

尊师爱师 另辟蹊径

于非闇拜师齐白石后，在观摩学习中用心体会、细心揣摩，深刻领悟齐派书画篆刻艺术的技法和精髓。齐白石在《题门人于非闇画山水》上题诗：“怜君倾倒银河水，出没山岩水路通。松树只教人见尾，久经雷雨即神龙”，表示出对学生作品的赞许。

于非闇在齐白石的《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上题跋：“一日过白石师，师出示近作墨虾一巨幅，曰：女(汝)视此何若？女(汝)知古今之画虾而号称能品者有几人？女(汝)知古今画虾之能品中神形兼到、寓工微于写意者又有几人？余对曰：有笔有墨，有神有理，唯吾师一人而已。师掀髯笑曰：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段题跋以师徒对话的形式，赞誉齐白石画虾工写结合、形神兼备，笔墨相生、神理共融，为“古今能品”，而且生动刻画了齐白石志得意满的神情。齐白石与于非闇在艺术创作中相互探讨、彼此欣赏、共同追求，增进了他们师徒两人的情感交融。

然而，于非闇师从齐白石并不专事模仿，而是师法“作画之神”。他在《非厂谈国画》一文中记述自己：“奋笔写墨藤，用画梅法圈淡墨藤花”“吾以之呈吾师，吾师且喜吾慧，初不吾未效师写紫藤而责斥也。故吾于吾师，师其作画之神。吾知吾师之见收录，决不以不善摹仿而不为白石弟子也”。于非闇身为齐白石门人，但他的画作与齐门弟子风格迥异，他不是按部就班，而是独出心裁、另辟蹊径，这与齐白石信奉的“深耻临摹夸世人”之艺术追求，异曲而同工。因此可以说，于非闇是齐氏“门客三千”中为数不多的变通者，而这也成就了他在中国现当代工笔花鸟画坛的重要地位。

以篆刻为例，于非闇虽不以篆刻家名世，但其治印功力深厚，呈现的面貌较齐派其他弟子更为多样。于非闇篆刻没有直接承袭齐派的刀法和章法，而是上溯古玺汉印、封泥汉砖、元朱文等传统，借鉴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三家“高古”“古拙”印风，取法齐白石的创造精神，治印或双刀法或单刀法，灵活多变，不拘一法，行刀简洁明快，呈现一派古典新生的面貌，具有浓郁的文人气息。

接续义举 捐赠作品

于非闇尊师爱师，恪守弟子之礼，乐为老师奔走效劳。

1929年，齐白石与于非闇同在北平私立京华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开设书画篆刻课程，齐白石每每有事请假，于非闇就为老师代课，向学生讲授齐派书画、篆刻技法。

1931年，齐白石在赠送给于非闇的《钓虾》扇面上，绘制了一只大虾，正张牙舞爪地钳住钓丝上的棉花球，瘦劲的细竹竿上缠绕着游丝般的钓丝。画上题识：“衰老但知煤米价，儿时乐事可重夸。钓鱼怜汝曾编记，何若先生旧钓虾。余小时，尝以棉花为饵钓大虾，虾足钳其饵，钓丝起，虾随钓丝出水，钳犹不解。只顾一食，忘其登彼岸矣。辛未白石又记。”整幅作品画面生动别致，题跋妙趣横生，令人不禁莞尔。“石涛画格瘦金书，金石渊源信不虚。别署无心疑益甫，多能天纵不关渠。”于非闇的好友、金石篆刻家寿石工在《杂忆当代印人得十九绝句又附录一首盖自况也》诗中，从家学渊源、多才多艺、成就卓绝等多方面，对于非闇的书画、篆刻推崇备至，赞誉不已。

于非闇除篆刻外，工笔花鸟造型生动传神，线条刚劲挺秀，设色淡雅清丽，技法多样，富于装饰趣味；同时精于书法，楷行草隶篆诸体无不精通，尤其擅长瘦金书，被誉为现当代瘦金书法家中之集大成者。

于非闇与时俱进，潜心作画，笔耕不辍，历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副院长等职，他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和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两部专著。

于非闇与齐白石还多次合作，联袂创作了不少富于时代特色和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1952年9月，齐白石携手北京“湖社”和“松风画社”于非闇、徐石雪等著名书画家，合作绘制了国画《普天同庆》，其中，齐白石画的牡丹，热烈奔放；于非闇绘的梧桐，枝繁叶茂，苍翠欲滴。整幅作品构图大气，内容饱满，笔触凝练，洋溢着欢快祥和的氛围，堪称传统写意花鸟画中的力作。

齐白石与于非闇等14人合作绘制 《和平颂》 （1955年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藏）

1955年5月，为祝贺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赫尔辛基胜利召开，齐白石领衔，于非闇、何香凝、陈半丁等14位著名画家联手创作了以“和平友谊”为主题的巨幅花鸟画《和平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向世界和平大会献礼。齐白石绘制了笔墨酣畅的石头，于非闇等勾勒了工笔翎毛和平鸽。《和平颂》主题突出，深情表达中国人民向往和平、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与侵略的美好愿望，堪称中国书画艺术中表现“和平”主题的典范之作，被誉为共和国书画外交的开端。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病逝，于非闇连续撰写《感念齐白石老师》《白石师精神不死》《白石老人的艺术》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和《新观察》上，深情回忆与恩师的交往，向世人介绍齐白石一生诗书画印的艺术成就和价值：诗草天真质朴、书法方中求圆、绘画形神兼备、篆刻单刀冲扩，高度赞誉：“齐老师不仅仅是卓越的国画家，而且是爱乡土、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的伟大艺术家。他的艺术成就，丰富了世界艺术的宝库。”

于非闇在临终前，还深情写下《白石老人的画》，其中说：“我最佩服他用淡墨画的那一条俯冲前蹿的大鲇鱼，除去眼睛和两条须之外，连头带腮，通身到尾只有五笔，就把条二斤来重、油光水滑又肥又圆的大鲇鱼塑造出来了，而且表现出鲇鱼摇尾前进的习性。”

1959年，于非闇去世后，家属遵其遗愿，接续老师齐白石的捐赠义举，将他创作和收藏的40多幅绘画作品捐献给北京中国画院，成为该院继齐白石之后受赠的第二批高质量的捐赠画作，极大地丰富了该院的典藏数量。

（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