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尾中华鲟能游多远？（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郁静娴 范昊天 季觉苏 蒋雪鸿

湖北宜昌市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中华鲟从放流通道滑入长江(摄于2024年)。 郑家裕摄(影像中国)

三峡集团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科研人员给中华鲟打标(摄于2025年)。 新华社记者 杜子璇摄

头条看点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是长江珍稀特有鱼类。为了挽救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的中华鲟，我国开展人工保种繁育、放流、自然繁殖试验等。在长江十年禁渔及相应的协同保护体系下，中华鲟跨越江海，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梭形身躯在水中穿行，身披大而硬的骨鳞，吻部呈独特的剑状……在北京海洋馆的国宝中华鲟馆，体形硕大的中华鲟吸引游客驻足。

在长江珍稀特有鱼类中，中华鲟是特别的存在。生于长江、长于海洋，中华鲟成年后，在茫茫大海中可准确找到长江口，洄游数千公里，返回出生地产卵。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1.4亿年间，中华鲟与长江结下不解之缘。

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挽救这一物种，从人工保种繁育、放流到自然繁殖试验，一场跨越江海的保护接力持续进行。在长江十年禁渔及相应的协同保护体系下，古老的中华鲟，怎样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生命的火种代代延续，助中华鲟撑过“濒危时间”

湖北宜昌，三峡大坝一侧，占地5万多平方米的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心内，一条条长约20厘米的黑色鱼苗在养殖池内欢快地摆动尾巴。科研人员仔细检查智能温控系统运行状态，逐池监测记录各项水质指标。

“这些小家伙是去年11月人工培育成功的子三代中华鲟，共计11.2万尾，目前已健康成活超过两个月，平均体重突破100克。”三峡集团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鲟研究所总工程师姜伟说。

从子二代到子三代，意义非同寻常。

1982年，中华鲟人工繁殖保育工作拉开帷幕。中华鲟性成熟晚，且对环境要求严苛，人工繁殖难度很大。经过几代人攻关，科研人员突破了早期性别鉴定、单雌性繁殖、全基因组测序等关键技术，从最初的中华鲟野生亲鱼，先后获得子一代、子二代。

近年来，中华鲟人工种群子一代平均年龄已超过17岁，预计在未来7至8年内将逐渐退出繁殖主力。如果不能在它们“退休”前，让子二代顺利接棒繁育出子三代，人工种群将面临“断档”危机。

去年初，“造鱼计划”正式大规模启动。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郭柏福介绍，团队从上千尾成熟子二代群体中优中选优确定亲本，精准调控光照、水流、水温和营养，在水池里复刻野生种群从大海洄游到长江繁育的时空转换过程，成功诱导子二代的感官体验，促使其性腺发育成熟，实现人工催产。

“这意味着，不依赖野生群体，中华鲟人工种群可以实现代际的持续生存。在自然生境修复周期较长的情况下，这一物种有更多机会撑过‘濒危时间’。”姜伟说。

生命的火种由多方守护。目前，全国共有8家中华鲟种源保护基地，共保育中华鲟野生和子一代亲本3300尾，每年开展子二代幼鱼规模化培育。2021年，子二代雄性中华鲟性成熟并首次进入繁殖序列。伴随子三代的诞生，中华鲟亲鱼梯队进一步完善。

长江禁渔以来，中华鲟入海率提高了约20倍

我国从1984年开始放流中华鲟人工种群，2024年开始，连续两年放流规模突破100万尾。对中华鲟人工种群来说，“鱼”生之旅，从放流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杜浩打开一个视频，画面中，去年3月28日在宜昌、荆州等地放流的中华鲟，在超声波监测下呈现出清晰的降河洄游轨迹。受河道弯曲和障碍影响，从放流点到长江口，中华鲟的实际游程超过2000公里。

“长江禁渔前，水下各类网具很多，再加上船只螺旋桨、水质污染等多重因素影响，很多鱼到不了长江口。”杜浩说。

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利用超声波遥测、网具监测、环境DNA分析、水声学探测等技术手段，监测评估发现，去年放流的4至8月龄个体，目前约12.2%通过长江口入海生活，部分还在降河洄游过程中。“这一比例在禁渔前不足1%，现在提高了20倍左右。”杜浩说。

在长江江苏段，科研人员在靠近岸带的静水或微流水区域定点捕捞监测。去年11月初，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员毛志刚在长江南京监测点连续8天监测捕获到中华鲟，“这在过去的长江中下游监测中是比较少见的”。

“长江里的鱼变大、变多了。”毛志刚发现，流刺网监测中，三四两重的刀鱼占比很高，铜鱼等保护物种的数量也相比禁渔前有明显的增长，说明水域生态环境在逐步改善，渔业资源整体恢复态势良好。

去年8月31日，一尾放流时4月龄的中华鲟在长江口的东滩水域被实地监测回捕。科研人员根据鱼身携带的PIT标记“身份证”测量分析，它经过157天成功到达长江口，体长增长了一倍，体重由69克长到了960克。“这表明放流中华鲟能够适应天然水域，成功摄食生长并顺利入海。”杜浩说。这样的放流幼鱼一共监测回捕了109尾，91%的个体体长和体重增长较为明显。

有意思的是，科研人员还估算出了它们的降河洄游速度——每天大约要“跋涉”10.5公里。“跟4至8月龄幼鱼相比，较大规格的中华鲟游得更快，达到每天36公里，通常更早入海。”杜浩说。监测结果也有力证实了这一点：去年放流群体中，361尾超声波标记的1龄以上中华鲟已有超过60%抵达长江口。

眼下，各中华鲟繁育场已繁育子二代苗种150万尾，春暖花开之际，新一批幼鲟将踏上长江之旅。“部分子三代中华鲟也将被放流到长江。”姜伟说，届时它们能长到30厘米左右，增殖放流的效果有望提高。

从长江口到海洋，全生命周期接力守护

上海崇明东滩，江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对中华鲟来说，这里是它们绕不开的生命驿站。”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跃平说，“能不能游到这里，是判断中华鲟保护有没有真正起效的一个重要信号。”

中华鲟并不是凶猛的捕食者。它们没有牙齿，主要依靠一张大口吞食水底活动能力不强的饵料生物。这样的摄食方式，决定了它们对环境的高度依赖。

监测显示，幼鲟通常会在长江口停留大约半年，在这里生长、适应，随后再游向大海。

“如果直接进海，存活率会非常低。”郑跃平介绍，长江口是淡水、咸淡水和海水交错的过渡区域，幼鲟在这里，随着潮汐涨落逐步完成从淡水到海水的渗透压调节和育肥。完成生理适应的同时，它们在半年里可从“一指长”长到“一臂长”，体重增长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科研人员常常把长江口比作中华鲟入海前的“幼儿园”。为了帮助幼鲟茁壮成长，河口修复引入了海洋牧场的方法——一根根竹竿被插入滩涂，人工鱼礁被安放在浅水区……随着藻类附着，贝类、蟹类、小型鱼虾逐渐聚集，幼鲟在河口停留期间，能够持续摄食、快速生长。

中华鲟一生有80%的时间都在海洋中生活。在这所特殊“幼儿园”的周边海域，渔民、渔政与科研机构正在共同织就一张保护监测网络。

去年11月4日凌晨2时左右，江苏南通如东县邻近长江口海域，苏如渔12089船主谢亚军在常规收网作业时意外发现，网具中缠绕着一尾体形硕大、形态奇特的鱼。

谢亚军回忆曾收到的识别卡，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华鲟，第一时间联系了如东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长沙中队，消息同步传至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江海洄游生物监测团队。经检查，这尾中华鲟全长1.62米，体重45.6斤，估测鱼龄在5岁至7岁，状态良好。当天上午10时许，它即被转运至如东太阳岛外适宜海域，重返浩瀚碧波。

“渔民能迅速辨识中华鲟并上报，是此次事件顺利处理的关键。”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熊瑛说，这已是团队2025年以来发现的第八尾中华鲟，也是近年来在监测中遇到的体形最大、年龄最长的个体。在郑跃平看来，禁捕范围外，这些渔民的来电是一种积极信号，“说明社会层面的保护意识在提升，也意味着自然水域中还有中华鲟的身影”。

我国已将环境DNA监测、海区误捕情况纳入中华鲟监测网。2025年，浙江杭州湾、舟山海域、江苏启东等近海海域共捕获了59尾中华鲟，均为长江禁渔以来的放流群体。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仲霞铭表示，目前对中华鲟在海洋中的洄游路线、关键栖息地、索饵场及其所受渔业活动影响等关键知识仍存在一些空白，亟待开展系统研究，以填补其海洋生活史的信息缺口，为实施精准有效的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致力于恢复自然种群，保护工作正在与时间赛跑

中华鲟保护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自然繁衍真正实现野外种群的自我延续。

遗憾的是，这一物种的生存前景仍不容乐观：2025年到达葛洲坝下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为11尾，资源量仍处于极低水平，而且已连续8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活动。

鲟鱼自然繁衍遵循的是“广种薄收”。按照科学测算，每年100万尾的放流数量，仅相当于3尾野生中华鲟的有效产卵量，对于填补种群缺口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过去人工繁育保种能力不强，放流的都是1厘米长的‘小水花’，生存能力低。”杜浩说，“当然，鱼也不能太大。我们希望经过自然筛选，让那些体格健壮的幼鱼，在‘儿时’的洄游过程中熟悉长江的味道，维持其天然属性。”

保种、扩繁、多放、建群，依然是值得长期坚持的技术路径。目前，中华鲟放流的幼鱼多控制在4至8月龄，其具有较强的抗捕食、抗环境变化能力，今后还会适当增加大规格个体的放流比例，并开展放流幼鱼的营养强化和野化训练。专家表示，如果每年放流数量逐步增加至500万尾，持续约18年，野外资源有望恢复至本世纪初的200—300尾。

大批幼鲟入海生长，正是保护工作与时间赛跑的关键窗口期。目前，葛洲坝下不到1平方公里的区域，是中华鲟唯一的产卵场。最后的天然“产房”是否还具备功能？为什么成鱼有出现却不产卵？去年秋冬季节，两场自然繁殖试验先后在此开展。

一场是“原位播卵孵化试验”，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投放在自然水域中的受精卵，有10%顺利孵出仔鱼，证明了葛洲坝下底质等环境条件仍基本满足受精卵的孵化要求。“然而，过去10月份水温就能降到适宜产卵的20摄氏度以下，现在往后推了1个多月，与中华鲟的自然产卵期不相匹配。鱼和水温，二者能否相互适应？我们也在想更多办法。”杜浩说。

另一场是三峡集团开展的“受控条件下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这是近3年来，我们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情。”姜伟说，通过在浅滩上开挖导流明渠、局部区域推流以及坝下生态调度补流，科研人员在宜昌胭脂坝水域精心搭建了一个人工“产房”，并投放了25尾中华鲟。2025年12月1日至5日，累计监测到三批次中华鲟自然产卵，并在下游水域成功采集到鱼卵及自然孵化的鱼苗。“这有望为恢复自然种群开辟一条新途径。”姜伟说。

《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发布；上海市制定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2021年建成的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方案，不在水中建桥墩；沪苏浙皖四地跨省域联合执法，打击非法捕捞……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多部门持续健全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暨长江禁捕工作协调机制，组织长江中下游、东海、黄渤海等水域8省份有关部门加强监测保护，充分发挥科研院校各方力量，共同攻关监测和保护技术，持续加大中华鲟保护科普宣传。围绕一个物种，有关制度设计以及跨部门、跨地域的协同，正在凝聚起全社会的保护力量。

跨越江海，中华鲟未来的生命旅程，还在等待自然的回答。

《 人民日报 》( 2026年02月06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