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恩来请溥杰吃饺子，席间询问：是否让你的日本爱人回来？

1960年12月8日，北平的第一场雪落得很急，灰色的天空压在前门站的站台上。列车一停，刚获特赦的溥杰提着一只褪色的旅行箱走下车。寒风扑面，他却觉得胸腔发热——相隔十一年的铁窗生涯终于被关上，面前是一座正在重建的新首都。

离站不到两小时，中央统战部的车已将他送进什刹海附近一处幽静的小院。院门口，哥哥溥仪难掩激动，拍着弟弟的肩膀说了句：“自由的味道，慢慢品吧。”兄弟二人原本疏离，此刻却像多年未见的战友。院内灯光昏黄，溥杰不自觉地放轻了脚步，生怕惊扰这份新生。

次日清晨，北京晚报头版报道“十名原战犯获特赦返京”。消息不长，却像一把钥匙，开启了皇族新生活的大门。社会舆论并未排斥，反倒好奇：这些昔日的“满洲贵胄”能否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溥杰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去中南海见周恩来。12月12日，他按约来到西花厅，心跳几乎盖过了足音。周恩来穿一身浅灰色中山装，领口微敞，亲自迎上前，伸手相握：“听说你爱看戏，也知道点京胡？”一句半玩笑的话，把溥杰的紧张拨散了大半。

落座后，周恩来没有寒暄多久，便切入正题：“你打算做什么？可别说‘听从分配’这四个字。”这话有些戏谑，却透着诚意。溥杰愣了几秒，低声道，最想从事文史或文艺工作。周恩来点头：“文史资料委员会正缺人，先去试试。干不下去，再换也来得及。”他提笔写下“政协文史专员”六字，递给身旁的工作人员。

会谈临近尾声，周恩来忽然提了一个家事：“听说你的夫人还在日本，想过让她回来吗？”简短一句，仿佛暗礁突现。溥杰指尖顿紧，半晌才回应：“浩子在异国带着两个女儿，怕……不好适应。”他说得含糊，却难掩渴望。周恩来并未追问，只轻轻放下茶杯：“过了春节，到我家吃顿饺子，顺便再聊。”

1961年2月5日，农历除夕。中南海西花厅张灯结彩，满屋子热气腾腾。大案板上，面粉成雪，饺子馅儿飘着葱姜香，邓颖超挽起袖子指挥工作人员，“肉馅再摊薄点，伙伴多，得包得快。”当晚应邀的十来位客人中，溥仪坐在里手，溥杰则紧挨周恩来。饺子下锅时，水花翻滚，窗外的鞭炮声远远近近。

一家人围桌举杯，气氛正酣，周恩来放下筷子，抿了口碧螺春，似随口提起：“溥杰，信写得怎么样？”溥杰一怔，才想起年前约定。旁人不明就里，屋中却瞬间安静。溥杰轻声答：“稿子写了几遍，还是担心给国家添麻烦。”话音未落，周恩来摆手：“家事也是国事，你请她回来看看，喜欢就留下；不习惯，再送她回去，门总是开的。”

这番话落地，在场的几位金家姐妹相互交换眼色，终究没人反对。气氛松动，溥仪笑着给大家斟酒，“来，为新生活干杯！”热气与酒气交织，窗纸外更响起急促的爆竹。那一夜，末代皇族与共和国总理一起围炉吃饺子的故事，很快在京城坊间悄悄传开。

邀请信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协助起草，日文、中文双份。信件先寄东京，又托香港友人转交。对于远在东京的嵯峨浩来说，这是一封跨越十六年离散的风筝线。她曾多次凑足船票，终因对新中国的陌生与母亲的牵挂而作罢，这一次，她握信良久，终于动身。

1961年4月30日，广九铁路终点广州站。站台上人声鼎沸，溥杰站在人群中来回张望。汽笛声落，车门打开，一个身着藏青呢子大衣的女子牵着儿时尚未谋面的女儿，缓缓走下。夫妻对视，并无过多言语，却已热泪纵横。同行的岳母嵯峨尚子欠了欠身，哽咽道：“多谢中国政府。”

北京户口、安置住房、母子女三人身份手续，仅用两周便办妥。对比当年皇宫里冗长如山的礼仪，这效率让他们有些受宠若惊。嵯峨浩在日本曾读专门学校，精通钢琴和日语，恰逢北京外国语学院需要外教，顺理成章走上讲台。她并未急于加入国籍，却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反复讲起“中日友好”的用词来历，颇受学生欢迎。

溥杰的新工作也展开得颇为顺利。他将自己在抚顺撰写的历史剧《从黑暗走向光明》手稿递交文史资料委员会，很快被选中排演。剧本首演那天，台下坐着不少身份各异的观众：有老革命，也有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谢幕时，他站在后台，听到掌声一阵高过一阵，眼里又起雾气——这一刻，自己不再是沉溺旧梦的“和硕醇亲王府七公子”，而是手执剧本的普通文化工作者。

然而，生活的波澜并未就此平息。1962年6月7日，西花厅再次迎来熟客。溥杰携妻、岳母及亲属拜访周恩来，老舍先生也在座。合影时，周恩来把嵯峨浩迎到身旁，以不易察觉的手势示意摄影师按下快门。照片后来挂在很多皇族后裔家中，被视为新生的象征。

席间谈到长女慧生，溥杰眉梢带痛。四年前，慧生与恋人大久保在天城山留下两声枪响，震惊日本社会。周恩来没有回避，而是轻声感叹青年情感的炽烈，“勇气可嘉，可惜年代错位。”嵯峨浩一向端庄，此刻泣不成声。周恩来递过一只绣菊手帕，轻轻一句：“人已逝，活着的人更要好好活。”言语柔和，却有千钧之力。

往后几年，溥杰一家在北京逐步安顿。文史资料的编纂、各地座谈的邀请、校园里的讲座，占满他的日程。嵯峨浩则在教学之余，常去同仁医院做义工，辅导在华日本遗孤学中文。人们惊讶于这位昔日的“格格福晋”能坐在板凳上给孩子们缝补衣服，她却说：“在中国，我也是普通家长。”

1978年春，溥杰的小女儿带着丈夫和四个孩子来北京探亲。三代同堂，北海公园的白塔下拍了张全家福。镜头里，老人鬓发已白，却难掩眼底清亮。有人问他，如今还有何心愿？溥杰想了想：“愿孩子们记得，那一顿饺子不只是一餐饭，更是一份信任。”

1983年10月10日，溥杰在病榻前整理个人回忆录手稿，依旧提到那年除夕的饺子，提到“一碗热汤，胜过大清王府的金碗玉盏”。他说，历史对人要求的不只是认错，更是改错，而信任给了他改正的可能。

旧世族的转身，未必都是戏剧性的忏悔，也有循序渐进的磨砺。抚顺的课堂、北京的小院、西花厅的碧螺春——这些场景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战犯”到“公民”的完整轨迹。若无当年那一碗水气蒸腾的饺子，或许就没有后来的团圆，没有文史专员桌上的那一摞摞手稿，更没有课堂上回荡的日语发音。

历史的脚步声并不总是铿锵有力，有时是一盏灯、一次问候、一席家常饭。1961年的那个除夕夜，周恩来把一项重大的政策决断包进了面皮，与醋香和热气一同送入口中。一位末代皇族的命运，就此被悄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