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吉树陪伴毛主席多年，生病住院后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得到帮助

1955年11月的一天，北京东郊疗养院的值班电话突然响起。护士快步走进病房，轻声对年近四十的齐吉树说：“院部来电，让您马上过去。”他放下血压计，扶着床沿站起，心里一阵扑通乱跳。几分钟前，他才把写给毛主席的信托人寄出，怎么就有回音了？

走进院部，院长递上一只用公文封仔细包好的信封，封口处盖着“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字样。短短一行字——“毛主席致齐吉树同志亲启”，让他手心发烫。拆开信纸，熟悉的秀逸笔迹映入眼帘：高血压可以慢慢治，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落款日期是1月14日。片刻，齐吉树的思绪被拉回十二年前那个同样暖意融融的春晨。

1943年4月，延安城外麦苗吐绿，王树声带着身边几名勤务兵抵达中央党校。一道内部指令打破了宁静——从警卫队挑选四人，直接到毛主席身边服务。经过一番考察，齐吉树、张良、王真、秦长怀被点名。得知调动，齐吉树先去向王树声汇报，“怕听不懂主席的湖南口音”，王树声摆手笑：“大胆干，你在太行山就盼着见主席，如今圆了心愿，还愁什么？”

第二天拂晓，他们步行十多里抵枣园报到。那座庄园占地不足百亩，窑洞低矮，果树稀疏，却是中共中央最核心的驻地。组织安排他们先在通信处送文件，每天二十里以内靠双脚，超过二十里才准骑马。奔波一个多月后，秘书叶子龙找齐吉树谈话：“主席身边缺勤务员，你去不去？”短短五个字——“没有意见”，把他的人生推向新的坐标。

第一次走进主席的窑洞，他看到墙上那张铺满红蓝铅笔痕迹的中国地图，窗前是一张简陋书桌。叶子龙介绍：“主席，新来的勤务员齐吉树。”毛主席放下铅笔，起身握手：“欢迎，欢迎。”声音温和，眼里却透着审视。短暂交谈后，主席叮嘱：“有什么不懂就问老同志。”朴素的话语，让齐吉树那颗忐忑的心落了地。

随后的三年，他摸清了毛主席夜以继日的工作节奏：凌晨两点批阅文件，六点小憩，起身第一杯盐开水；白天只要不外出，几乎寸步不离书桌。齐吉树记住每个细节——削铅笔要削成扁平状，方便主席快速批注；入冬后茶水温度保持在三十五摄氏度左右，太烫会影响胃；主席写作时喜欢脚边放一双旧棉鞋，走神便起身踱步。

1946年3月清晨，桃花刚开。主席放下人民日报，对他和老同事孙振法说：“到党校去补习功课如何？考虑一下。”两人退下商量，明白这是惯例——身边工作人员干满三四年就要轮换，更何况二人文化基础薄弱。傍晚，他们回到窑洞，回答只有一句：“我们同意。”主席点头：“文化不高，当连长收条都看不懂，岂不误事。”

然而，书桌还没翻过几页，内战烽烟卷土而来。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学习被迫中断；1947年3月胡宗南主力逼近延安，中央主动撤离，齐吉树随党校辗转陕北、晋东南，参加土改、整编、后勤。1948年夏，他抵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被分到中央统战部，身份由“勤务员”变成统战干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怀仁堂里灯火通明，统战部组织文艺演出招待民主人士。齐吉树在门口偶遇毛主席。主席一眼认出他，笑着问：“身体可好？”短短问候，胜过千言。那次握手成了他进入中南海的最后记忆，之后因工作调动，二人再无机会长谈。

1955年春，长期奔波留下隐患，医生确诊他患上二级高血压。住院期间，他常想起在枣园的点滴，便提笔写信，“若主席百忙之中尚记得当年的勤务员，可否帮忙找些降压药？”信纸不敢多用，只寥寥一页。没料到不到一个月，就收到回信，还附上一张主席近照。照片里，主席微笑着站在书架前，精神矍铄。齐吉树轻轻放进枕边抽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几天后，机要人员送来两盒进口利血平——当时国内极为紧缺的降压药。护士打趣：“当年在主席身边服务，值了。”他摇头：“这不是给我个人，是主席对所有老同志的惦念。”说完，端起药杯一饮而尽。

病情渐稳，他重返工作岗位，又在对外联络部干了十几年才退休。晚年聊天，被问到在主席身边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想了想，回答仍然简短：“把人民的事当大事做，这句话永远有用。”他不善言辞，却知道，那封1956年的亲笔回信，早已把毛主席的牵挂写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