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晚年回忆：有人说毛主席忽视对外开放，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入冬后的风透着寒意。中央工作会议甫一闭幕，国务院小礼堂里依旧人声未散。有人侧耳，能听见谷牧轻声提醒秘书：“技术要上去，市场要打开。”这句话落下的那刻，距离毛泽东逝世不过两年多，却已有人开始将改革开放与此前二十多年的探索割裂开来。谷牧后来在回忆录里对这种割裂做了系统梳理，理由很直接——史料不支持，无需回避。

回到1945年，延安七大。毛泽东明确提到“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本，既靠人民积累，也得借助外援”。对外援思想由此埋下种子。那一年毛泽东52岁，战火尚未熄灭，却已把目光放到战后国际资金与技术的流动上。三年后，国共内战激烈进行，他在西柏坡提出“既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底色是务实，不是排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随之而来。档案显示，仅1950—1953年，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清单增加到上千项。外部门锁不断加厚，内部依旧想开门。新政府一边与苏联谈判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边给商务部划定任务——任何有利于经济恢复的外资、技术皆可谈。156个苏联援建项目自此启动，149个最终建成，成为日后工业化的脊梁。若说这段对外合作是“空白”，数据本身就先跳出来反对。

1952年春，科伦坡会议后，中斯（锡兰）“大米换橡胶”协定签字。斯里兰卡用急需的大米填补战后粮荒，中国换得战略物资橡胶。协议执行到1957年，累计交换超过100万吨粮食与5万吨橡胶。封锁缝隙被撕出一条细口子，亚洲舆论惊叹：“中国并未关紧国门。”谷牧在回忆录中评语短而准：“孤立往往是别人加的锁，不是自己关的门。”

进入1956年，毛泽东执笔《论十大关系》，把“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技术”单列出来。之后周恩来多次在外事活动中强调“贸易互补性”。1958—1962年，日本民间议员团先后以“乒乓外交”式的非官方渠道同中方接触，签下“廖高协定”，双方一年贸易额由2000万美元翻到6000万美元。正是这种缝合性的对外通道，为七十年代的“四三方案”打样——在四年内分批从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引进化肥、化纤与大型钢铁设备，总额超30亿美元。

六十年代中期，中苏交恶，美苏冷战加剧，一批外部合作项目被迫收缩。局势紧张，却没把“引进”二字挤出决策层的视野。1973年初，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判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核心意图之一，就是寻找更宽的国际经贸回旋空间。谷牧在国务院分管经济期间，曾为此专门写过一份备忘录，指出“利用第三世界资源与市场，既是外交突破，也是经济突破”。备忘录底稿今天仍藏于国家档案馆，字迹清晰。

1975年5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那年5月27日，他在一次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示：“对外要扩大进出口，引进先进设备，不能等。”谷牧等人随后草拟《工业二十条》，其中第五条即“成套设备、先进仪器，可根据需要分期分批购入”。文件在同年8月下发，列明引进金额约合46亿美元，几乎与随后改革开放初期的头三年数据对齐。这说明理念并非从头再来，只是环境宽松度不同。

国际格局在七十年代后期陡然松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英中全面恢复贸易关系，1975年欧共体代表团访华。世界打开了门缝，中国顺势推门而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对外开放上升为基本国策，不过是把先前分散、受限的实践整合成系统方案。谷牧晚年回忆写道：“八十年代的政策，如水到渠成，并非石破天惊。”这一句经常被人引用，因为它兼顾了延续性与突破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内一些舆论误把“闭关自守”当作新中国前二十年的主旋律，理由是“没有利用到西方资金”。谷牧在书中列出对照表：1950—1976年，累计对外贸易额约900亿美元；同一时期引进国外设备合同逾400项。相比后来的高速增长当然有限，但在严密封锁背景下，这些数字已属不易。谷牧还提醒读者不要忽视一个细节——引进的不仅是硬件，还有管理方法、技术标准，这些看不见的“软件”后来在沿海特区被直接套用。

回到文章开头那句“技术要上去，市场要打开”。1993年，谷牧79岁，从政协副主席岗位正式退休。不久，他坐在北长街的书房里，开始整理几十年批示、谈话、备忘录。有人劝他多写一些个人轶事，他摇摇头：“史料要摆在那，空话留给评论家。”这一坚持，让后来者能够顺着线索，一路追到毛泽东七大时的发言，也能看到邓小平在无纸讲话中对“外资、外技”的多次强调。

谷牧笔下的新中国对外经济轨迹，像一条被水流冲刷的石道，弯折却不间断。所谓“毛主席忽视对外开放”之说，同公开档案、经贸账单和多位亲历者证言存在明显错位。如今重读谷牧晚年的文字，最打眼的或许并不是数据，而是贯穿始终的逻辑：在国家利益面前，门是开是关，从来取决于能否为自主工业化添砖加瓦。任何简单的“开放”或“闭关”标签，都不足以概括那段并不平静的探索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