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25日,鸭绿江畔暴雨未歇。洪水裹挟着枕木与钢轨冲向江面,一处桥墩眼看就要被掏空。倘若这段干线断掉,前线数十万志愿军的口粮与弹药瞬间失去依托。就在抢险号角四处催响的同时,人们才想起一个月前沈阳会议上一份被迅速通过的方案——那是刘居英递到周恩来面前的“要害处方”。
时间回拨至1951年1月22日。第一次后勤会议刚刚在沈阳开场,会场却没有客套寒暄。经过三轮战役的洗礼,运输瓶颈摆在众人眼前,美军炸桥、封路、切断补给,几乎场场都命中痛点。与会者大都心急如焚。刘居英原本负责铁道兵临时指挥所,对线路损毁度、桥梁负荷量、机务段存车数早已胸中有数。他起身略一欠身,随即摊开图纸:“只要给我三个高炮师,铁路能边修边打;再调两批桥梁专家,半个月可恢复主体通畅。”
对话在此出现短暂凝滞。有人小声嘀咕:“美军空袭凶猛,高炮够用吗?”刘居英看向周恩来,语速平稳:“敌机再快,也快不过我们抢修的决心。”周恩来放下铅笔,说了八个字:“原则同意,全力支持。”
此后一个月,高炮第63、第64、第67师相继抵达。防护—抢修—通车的三段式循环被迅速跑通,不到四十天,清川江、价川、安州三角区便重新亮起信号灯。有意思的是,高炮阵地与抢修工点合署办公,白天护航打击,夜晚铺轨架桥,效率翻倍。
8月的洪水检验了这套体系。桥梁被冲断四处,刘居英指挥4个铁道兵师与6个高炮团不眠不休;先立防空网,后架临时便桥,抢在第三天便让第一列军列驶过江面。此后又用十昼夜修复主桥,接着将铁路向南推进四十公里。美国空军数度轰炸,却始终无法切断补给,美军参联会文件里第一次出现“交通线几近牢不可破”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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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2年5月,美军发起所谓“绞杀战”。他们加大空袭频次,选择傍晚突袭、夜间扫射。刘居英分析敌机航线,索性逆向思维:将炮位前移至山腰,把原本显眼的粮弹库伪装成空房,再在险段布设“随炸随修”小分队。试想一下,敌机炸毁一截路基,机修手已带着枕木回填;炸断桥梁,工程兵已在侧搭便桥。不到一年,高炮部队击落敌机260余架,击伤千余架,运输量却比战前增长两成。
美方情报评估认为志愿军背后出现“新型综合保障体系”,而这套体系的首席设计者正是当年北大土木系出身的刘居英。1953年7月,《停战协定》落笔时,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若无那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铁路线,谈判桌上就没今日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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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暂歇,建设接力。1954年4月10日,刘居英抵达哈尔滨,与陈赓共建哈军工。课堂上,他经常把朝鲜战场的抢修笔记当作活教材:“理论若不与炸弹坑里的实践对接,就是纸上谈兵。”这种接地气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对“桥梁即阵地、车站亦火力点”有了立体理解。
1957年夏,中央组建观摩团考察苏、波、捷三国军校,刘居英任团长。访学途中,他对同行说:“导弹武器系统必改写未来战场,军工院校不能缺席。”归国后,他与刘有光联名上报《关于军事工程学院导弹专业组织计划的报告》,几经论证获得批准。两年内,哈军工便拿到国内第一台固体燃料试验台的设计图纸,后来支撑了“两弹一星”的技术储备。
进入70年代,刘居英再度回归铁路战线。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海拔高、冻土厚,施工难度极端。1974年至1984年,他带队蹚冰河、钻隧道,十年间先后解决碎石路基冻胀、隧道高硫岩层爆破等难题,为全线贯通打下地质与技术双基础。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62岁的刘居英随军南下。边修路,边护线,边供给。他坚持“前线越远,线路越要压缩工期”,短短七十天铺设、修复便道七百余公里,直接支撑合围作战。战后,他总结《铁道兵野战快速保障要目》,成为后续边境防御施工的参考手册。
1987年1月,刘居英离开岗位。一生攻坚,淡出却不消停。他常回到哈军工后继院校,看到学生们埋头科研会露出笑容;再走到当年抢修过的桥头,静静抚摸钢梁上的铆钉。那是时光刻在金属里的注脚,也是一位老兵对共和国最质朴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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