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筑梦的浪潮中 我们看到了什么

◎符乐

时间，是镌刻时代印记的年轮，亦是影视作品丈量人性深度的标尺。从《觉醒年代》对百年前先驱者的精神复刻，到《人世间》对平民家庭半个世纪的温情描摹，真正的时代叙事，从不是宏大历史的简单铺陈，而是在时间流转中，捕捉普通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生命轨迹。

近期热播的《小城大事》，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时间坐标，聚焦月海新城从小小滩涂到前沿都市的蜕变，用扎根现实的叙事笔触、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完成了一次对时代精神的深情回望，以及对平凡力量的崇高礼赞。

月海建城上下同心

作为一部时代热血群像剧，《小城大事》最鲜明的突破在于其将“建城”这一宏大命题，拆解为普通人柴米油盐的日常与悲欢离合的抉择。剧集没有陷入“英雄主导历史”的叙事窠臼，而是以“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核心理念为脉络，让每个角色都成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

整个月海，以郑德诚和李秋萍为代表的领导者，凭最朴素的“让全镇人过上好日子”的初心，大胆改革、敢闯敢试，为老百姓开路兜底；以高雪梅为代表的“猴子”（万元户）们机敏能干、赤胆热心，愿“为月海赌一把”，给予了镇政府最大的信任。正是“为月海”的上下同心，让小城里每个人的抉择都牵动着城市的走向。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让宏大的改革叙事变得具象可感，也让观众在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或父辈的奋斗身影。

城如何建人如何变

一个城市的崛起从来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堆砌，而是一座精神灯塔在现实世界的具象成型。海洋的辽阔与多变，孕育出了月海人“敢闯敢试”的风骨，“猴子”们敢想敢干，抓住机遇，先是首创推动“印刷一条街”，再是建设工业园区……一次次大胆的尝试是月海这座小城“向前走”的印迹。

通过在夜校中的系统学习，以孙小燕、王丽丽为代表的老百姓也突破了思想桎梏，创建歌厅、开办个人设计工作室……“守着滩涂求安稳”的传统观念，被“向海而强”的巨浪打破。月海人从“怕学不会”到“主动问问题”，把“靠海而生”的古老智慧转化为“向海而兴”的弄潮勇气。这种精神特质，正是月海在改革浪潮中得以崛起的内生引擎。

剧中每个人都揣着“明天一定会更好”的朴素信念，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拼搏，他们建造的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新城，更是充满希望的理想城。这种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捕捉，让剧集超越了单纯的建城叙事，成为一部记录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风貌与民众精神状态的启示录。它不仅展现了城如何建，更刻画了人如何变，让观众看到了一代人的奋斗之路。

温情有余实感不足

在剧集渐入佳境时，《小城大事》的自身短板也逐渐显现。剧中矛盾冲突的解决过于理想化，削弱了时代叙事的真实质感。郑德诚身陷调查风波、个体户外迁危机等核心冲突，这本应是展现改革复杂性与艰巨性的关键载体。然而，剧集仅通过李秋萍的躬身一拜、高雪梅的带头响应便快速化解危机，将复杂的利益博弈、体制障碍简化为情感层面的共情与妥协。这种“温情化”的解决方式，回避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落地的阻力，忽视了个体户在面临难关时内心的挣扎，使叙事失去了应有的现实重量。

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衔接亦存在失衡。剧集试图通过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展现时代变革，但叙事最核心的轨道本应是“一座城如何从无到有”，而剧中部分情节与“建城”主线的关联性较弱。在表现土地规划、集资建设等核心矛盾时，叙事反被家庭琐事、相互斗气等更易“笑果”的支线情节所稀释，让造城这一宏大工程，在观感上像是由一系列喜剧事件偶然推动的，而非一个严密、艰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实验。

轻喜剧化叙事失焦

《小城大事》选择采用“轻喜剧”的风格拉近与观众的距离，确实产生了不错的观剧效果。但轻喜剧的手法有时会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群像奋斗，推向一个更带有个人传奇色彩的奋斗故事，而非改革开放初期人民首创精神的真实写照。

针对月海小城的卫生问题，李秋萍只是简单地让百姓观看外国友人的街头录像，就唤醒了百姓心中的羞愧感，从而推动了卫生革命，而非政府长期不间断地进行卫生教育与奖惩并行措施，才推动变革。在解决滨海路归属权的问题时，剧情又过度依赖郑德诚的机智与口才，而非展现集体协商与时代机遇的复杂互动。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将关键矛盾的处理简单化，让具体、可分析的历史实践，滑向轻盈、易于共情的励志传奇，削弱了剧集作为历史镜像的反思力量。

不可否认，《小城大事》以温情的笔触还原了时代温度与人性光辉，其在群像塑造与主题表达上具有借鉴意义。但作为一部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主义剧集，它在叙事上的理想化处理与剧情的逻辑短板，使其未能完全展现当时社会的复杂全貌。

而真正优秀的时代叙事，既需要捕捉普通人的情感共鸣，也需要直面历史的真实肌理；既需要传递向上的精神力量，也需要正视改革路上的挫折与不易。《小城大事》的叙事实践，恰恰为同类题材剧集提供了启示：唯有平衡好温情表达与现实批判、宏大命题与个体细节，才能让时代故事既有温度，又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