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中旬,东京京桥的老式排字机正哐啷运转,《周报》编辑部一片忙碌。距“七七事变”才过去一个月,战事正酣,报人们急着为新一期封面寻找能“抓眼球”的素材。
彼时,日本军部刚刚宣布华北作战捷报,却对共产党方面知之甚少。陆军情报部的档案里堆满了山西、河北的地图,却找不到一张清晰的毛泽东照片。越缺,越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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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驱动,加上宣传需求,《周报》决定用“人物特辑”解释这位被称作“红军灵魂”的领袖。问题随之而来——照片哪里找?电话最终打到了波多野乾一家。
波多野乾一,京都帝大法学博士,自称“研究中共第一人”。他在《外事警察月报》和学术期刊上写过《“赤豹”毛泽东传》,算是日本国内寥寥可数的“中共通”。
收到请求后,波多野递去了两张底片:一张取自1934年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模糊却是实拍;另一张,则是来历不明的“胖子照”。两张里,后者面相圆润、目光游移,怎么看都不像长征后的游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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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室里,众人对着放大镜琢磨。一个年轻排字员低声嘟囔:“这人也太富态了吧?”主编却摆了摆手,“读者想看惊奇,别较真。”波多野听见了,笑着耸肩:“写真かどうか、重要じゃない。”
第二周,《周报》按时出街。醒目标题“红色妖星——毛泽东”下,那张“西装革履的小胖子”赫然在目。东京街头的读者驻足围观,仿佛见到了传闻中的“赤匪巨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离谱的错位?回头看,无非两种可能:其一,日本对陕北的真实情况掌握极少,情报官复印资料时胡乱拼贴;其二,宣传部门故意丑化对手,以塑造“纸老虎”形象,安抚国内焦虑情绪。考虑到当时军部正鼓动“北进论”,后一种解释更像真实意图。
类似手法,国民党也惯用。1931年至1934年的五次“围剿”期间,南京当局散布的壁报上,红军领袖不是“土匪”,就是“食人恶魔”。百姓没见过真容,谣言便趁虚而入。
然而,1937年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已经在欧美热销。书里那两张正面照中,毛泽东目光清澈、身形清瘦,与《周报》上的“胖子”判若两人。有人对比一番,才恍然发现日媒用的是假货。
更滑稽的是,1940年,波多野乾一又出版《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硬把八路军将领与梁山好汉一一对号:朱德是“宋江”,周恩来成了“吴用”。书里情节多半凭空捏造,却在东京书店热卖。舆论学者后来评语:“既是通俗读物,也是心理麻药。”
战局发展不依人意。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八路军以极小损失炸断正太铁路上百公里,日军惊愕。东京舆论哗然,《周报》当年那张胖子照再被翻出来,读者才意识到:真正的对手没有丝毫“富态闲散”,相反精悍而坚韧。
值得一提的是,波多野乾一晚年成了戏曲迷。1956年梅兰芳赴日,他自告奋勇当陪同,谈起二十年前的假照片,只轻描淡写一句:“时代需要传奇。”这句话听来轻飘,却把战时宣传的底色暴露得彻彻底底。
于是,一张肥胖面孔的“毛泽东”就这样留在史料角落,提醒后来者:战火中,真相往往被油墨涂抹得面目全非;口号与照片一样,都是可供摆弄的兵器。认清它,不被它牵着走,才算识破了宣传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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