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仲春,美国檀香山的清晨带着潮湿的海风。八十多岁的张学良拄着手杖,慢慢踱进花园,忽然对身边照料起居的年轻人说:“你别总叫我张将军,我其实是共产党。”年轻人一怔,脱口而出:“少帅,您说真的?”老人抬手抚平帽檐,声音不高,却格外笃定:“我心里一直是。”
这句话并非心血来潮。时间若往前推半个世纪,种子早已埋下。一九三五年十月,蒋介石在洛阳设西北“剿总”,自己挂名总司令,却命三十五岁的张学良携二十万东北军北上,名义围剿红军,实际上既想借刀削弱红军,也不愿放过这支“党外嫡系”东北军。张学良当然看得明白,可那时东北已沦陷,退驻关内的将士衣食无着,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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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场硬仗,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东北军折损三万余人,等来的却是空头慰问电。北风一吹,军营里怨声如潮。不少连队连棉衣都凑不齐,抚恤金仅剩“白条”一张。老兵跺着脚埋怨:“打得死去活来,家里却换不到半斗米。”张学良的心一沉:这样下去,和日本人拼命的本钱都没有,更谈不上雪复国土之耻。
就在此刻,一封密电送到少帅案头。发电人是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内容提到被红军俘虏后获释归来的高福源,希望当面汇报。张学良心头一动:红军为何优待俘虏?这一问,引出了与周恩来的首次会晤。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张学良悄然驾机降落在肤施东郊的高地。教堂的小木门后,周恩来已候立多时。两人谈了整整一夜。会谈没有旁听者,“要真打日本,我们可以并肩;若打内战,东北军不干。”这句表态,成为日后联手逼蒋停战的伏笔。
张、周会后,刘鼎、李克农等人频繁出入西安。六月底,刘鼎飞电延安,说张学良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员之列”。中共中央一面如获至宝,一面又步步为营。七月初,洛甫给共产国际发报:“张学良有入党意向,需慎重考虑,可列为特别党员。”半个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致信,起首便称“李宜同志”,措辞亲切而谨慎。
此时的西北,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仍勒令“剿共”。张、杨两家军队粮饷奇缺,器械失修,兵心浮动。张学良再三向南京催补给,每次只得含糊其辞。七月下旬,他在给副官的手令上写下重句:“若再对内动武,东北军当自谋生路。”
八月,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带着疑虑:担心“野心家钻进党内”。这封电报并未打消张学良的志愿,反而让他更认定自己早已把命运与抗日、与共产党绑在一起。九月二十二日,《抗日救国协定》在西安落笔。文件首页,将张学良称作“李宜同志”,而对杨虎城仍用“将军”称谓,这种细微差别恰好说明了中共内部对他身份的独特认定。
同年十二月,一场震惊中外的风暴爆发——“双十二事变”。表面看,这是东北军与西北军不顾蒋命令而扣押委座;暗地里,却浸透了张学良、周恩来数月酝酿的共识:逼蒋一致抗日。历史在此转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成形。是役结束后,张学良奉命护送蒋介石赴南京,自己却被扣留长达半个世纪。从此,关于他究竟是一名国民党少帅还是暗中正式入党的“隐形党员”,众说纷纭。
一九八四年,蒋经国在台北松口,允许张学良离台“就医”。四年后,蒋经国病逝,岛内政治空气稍见松动。到了一九九零年,张学良终于获准出岛,经美国长住夏威夷。正是在那里,他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长达两年的口述录像访问。一百四十五盘磁带、七千多页文字,把大半个世纪的风云往事一股脑倾吐出来。
录音中,他对着麦克风缓缓说道:“我年轻时不懂事,可后来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真正要抗日。我不只是同情,我心里就是他的人。”访谈者追问:“那您是否正式入党?”老人笑了:“这个问题我说不清,也许当年地下手续早办了吧。”这一笑,留下谜底,也留下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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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晚年在北京回忆:“张汉公是我们的同志,只是当年形势特殊,组织关系没有公开。”叶剑英在一次内部谈话中亦点头称是。更多文件的细节尚未全部解密,但种种旁证交织,似已足够勾勒出那条隐秘却坚定的红色纽带。
临终前三年,张学良在檀香山寓所把部分亲笔回忆寄交大陆学者,嘱咐“好好保存,不必涂改”。书信里的落款仍用“汉卿”,却附上一枚小小印章,篆刻的并非“东北易帜”的豪迈口号,而是一行小字:“心在中国”。无须再多解释,他的政治认同早已镌刻在漫长的岁月里,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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