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在提到自己的心中的政治身份时，张学良：我就是共产党呀

一九九一年仲春，美国檀香山的清晨带着潮湿的海风。八十多岁的张学良拄着手杖，慢慢踱进花园，忽然对身边照料起居的年轻人说：“你别总叫我张将军，我其实是共产党。”年轻人一怔，脱口而出：“少帅，您说真的？”老人抬手抚平帽檐，声音不高，却格外笃定：“我心里一直是。”

这句话并非心血来潮。时间若往前推半个世纪，种子早已埋下。一九三五年十月，蒋介石在洛阳设西北“剿总”，自己挂名总司令，却命三十五岁的张学良携二十万东北军北上，名义围剿红军，实际上既想借刀削弱红军，也不愿放过这支“党外嫡系”东北军。张学良当然看得明白，可那时东北已沦陷，退驻关内的将士衣食无着，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接令。

随后几场硬仗，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东北军折损三万余人，等来的却是空头慰问电。北风一吹，军营里怨声如潮。不少连队连棉衣都凑不齐，抚恤金仅剩“白条”一张。老兵跺着脚埋怨：“打得死去活来，家里却换不到半斗米。”张学良的心一沉：这样下去，和日本人拼命的本钱都没有，更谈不上雪复国土之耻。

就在此刻，一封密电送到少帅案头。发电人是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内容提到被红军俘虏后获释归来的高福源，希望当面汇报。张学良心头一动：红军为何优待俘虏？这一问，引出了与周恩来的首次会晤。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张学良悄然驾机降落在肤施东郊的高地。教堂的小木门后，周恩来已候立多时。两人谈了整整一夜。会谈没有旁听者，“要真打日本，我们可以并肩；若打内战，东北军不干。”这句表态，成为日后联手逼蒋停战的伏笔。

张、周会后，刘鼎、李克农等人频繁出入西安。六月底，刘鼎飞电延安，说张学良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员之列”。中共中央一面如获至宝，一面又步步为营。七月初，洛甫给共产国际发报：“张学良有入党意向，需慎重考虑，可列为特别党员。”半个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致信，起首便称“李宜同志”，措辞亲切而谨慎。

此时的西北，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仍勒令“剿共”。张、杨两家军队粮饷奇缺，器械失修，兵心浮动。张学良再三向南京催补给，每次只得含糊其辞。七月下旬，他在给副官的手令上写下重句：“若再对内动武，东北军当自谋生路。”

八月，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带着疑虑：担心“野心家钻进党内”。这封电报并未打消张学良的志愿，反而让他更认定自己早已把命运与抗日、与共产党绑在一起。九月二十二日，《抗日救国协定》在西安落笔。文件首页，将张学良称作“李宜同志”，而对杨虎城仍用“将军”称谓，这种细微差别恰好说明了中共内部对他身份的独特认定。

同年十二月，一场震惊中外的风暴爆发——“双十二事变”。表面看，这是东北军与西北军不顾蒋命令而扣押委座；暗地里，却浸透了张学良、周恩来数月酝酿的共识：逼蒋一致抗日。历史在此转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成形。是役结束后，张学良奉命护送蒋介石赴南京，自己却被扣留长达半个世纪。从此，关于他究竟是一名国民党少帅还是暗中正式入党的“隐形党员”，众说纷纭。

一九八四年，蒋经国在台北松口，允许张学良离台“就医”。四年后，蒋经国病逝，岛内政治空气稍见松动。到了一九九零年，张学良终于获准出岛，经美国长住夏威夷。正是在那里，他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长达两年的口述录像访问。一百四十五盘磁带、七千多页文字，把大半个世纪的风云往事一股脑倾吐出来。

录音中，他对着麦克风缓缓说道：“我年轻时不懂事，可后来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真正要抗日。我不只是同情，我心里就是他的人。”访谈者追问：“那您是否正式入党？”老人笑了：“这个问题我说不清，也许当年地下手续早办了吧。”这一笑，留下谜底，也留下余响。

吕正操晚年在北京回忆：“张汉公是我们的同志，只是当年形势特殊，组织关系没有公开。”叶剑英在一次内部谈话中亦点头称是。更多文件的细节尚未全部解密，但种种旁证交织，似已足够勾勒出那条隐秘却坚定的红色纽带。

临终前三年，张学良在檀香山寓所把部分亲笔回忆寄交大陆学者，嘱咐“好好保存，不必涂改”。书信里的落款仍用“汉卿”，却附上一枚小小印章，篆刻的并非“东北易帜”的豪迈口号，而是一行小字：“心在中国”。无须再多解释，他的政治认同早已镌刻在漫长的岁月里，愈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