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任命沈空政委，聂凤智想让他到南空工作，调去后却担任副政委

1962年1月的一天，北京阜成门外的空军机关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参谋们刚刚把一份人事方案摆到桌面：空2军政委李赤然拟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名单递到空军党委常委面前，众人点头，调令几乎就要盖章。

李赤然的履历放在那里——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一路从湘江走到腊子口；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当政工干部；辽沈战役后进入新成立的空2军，从团到军一路干到政委。论资历、论威信，他在沈阳方向熟得不能再熟，调他去做政委，合乎常理。

然而事情却在最后一刻拐弯。聂凤智作为空军副司令员，翻阅材料后随口说了句：“老李在南面用得着，他懂基层，也懂政治工作。”这句话让讨论的焦点从沈阳转向南京。

彼时台海局势陡然紧张。1961年12月，蒋介石在台北宣布扩大征兵，对16万预备役发布紧急召集令；福州、厦门前沿炮兵频繁试射，国民党空军的RF-101侦察机隔三差五掠过浙江东海岸。东南沿海防空压力骤增，南空缺一位擅长政工、熟悉野战军传统的主官。聂凤智心里盘算：调李赤然南下，可以稳住南京机关，也能在沿海一线迅速铺开战备动员。

就这样，空军党委临时修改方案：李赤然南下，但职务仅标为南空副政委，等待余立金调离后再顺势接任政委。任命电报2月5日签发。从纸面看，李赤然是从正军职提到副兵团职，级别升了半格，可名义上只是副职。

3月12日清晨，李赤然登上北京开往南京的列车。身边只有一只旧皮箱和一本方格笔记本。他对随行通信员笑着嘱咐：“到南京先别住宾馆，直接进机关，对人对事心里先有数。”通信员点头，却还是多问一句：“政委，到沈阳不更熟吗？”李赤然摆手：“组织有安排，多说无益。”

到任第一周，他从南京玄武湖畔的机关跑到常州、杭州、福州，每到一地就泡在师团作战室里翻阅资料。七天里换了四次夜车，肩章还没来得及缝新，南空的基层干部却已记住了这位面色黝黑的新副政委。有人感慨：“见过的首长多了，像老李这样不挑吃住的，真少。”

不久，军委发布《关于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按照要求，南空必须在两周内完成机场灯光隐蔽、雷达站转移及高炮一线的分散部署。李赤然坐镇前线指挥所，天天夜里听完雷达班汇报才肯合眼。他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下数字：某机场战备油料仅够出动三个波次；某雷达站距海岸13公里，需前移5公里。他边写边嘀咕：“账要算细，打仗不认行政级别。”

有意思的是，余立金迟迟未离南空。1963年、1964年，中央连续考虑干部轮换，但台海危机阴云未散，空军高层担心“骨头动不得”。李赤然依旧挂副职，却承担了大半政委职责。每到周一例会，他照例第一个发言，余立金则在侧补充。机关人员打趣：“两个政委，一刚一柔，倒也配合得好。”

1965年8月，新政委人选敲定，却不是李赤然，而是从广州空军调来的王定烈。对许多人而言这是意外，对李赤然而言却早有预感。他在日记里写道：“组织需要，我自当听令。”字迹端正，没有半句牢骚。

1966年风云突变。运动的风刮进军营，南京机关贴满大字报。李赤然的长子从北京来信提醒“注意安全”。他回信只有一句：“安心学习，家里事情不用操心。”然而运动并未放过这位副政委。1969年2月，他接到免职命令，理由是“另行安排”。与此同时，他被要求离开南京，两周内返回湖南湘潭老家“就地休养”。

临行前，南空机关为他办了一个极简单的欢送茶话会。机关文化干事递过来一张留影请他签名，他只是放下手中的搪瓷杯，说：“莫搞这些花架子，战争准备不要停。”语气不高，却让在场干部心里一沉。

回到家乡后，地方政府给他安排了一套青砖小院，院里栽两株桂花树。县里考虑到他的警卫级别，配了一辆051越野车和一部磁石电话。他依旧五点起床，饭后在巷子口练太极，乡邻见了喊声“李政委”，他笑笑不置可否。有人问他为何不去北京“反映情况”，他摇头：“那不是老兵该做的。”

1972年复查军级待遇，南京给他的评语只有两句：工作踏实，作风正派。除此之外，再无表态。他在自家书房里贴了一张手抄地图，标注了当年东南沿海所有雷达站点。孩子们不解，他说：“留个念想，免得忘了兄弟们在哪流汗。”

1982年5月，空军干部部正式下发离休命令，注明“正兵团职”待遇。公文随平信寄到湘潭，他拆封后仔细折叠放入抽屉。随信还有一张旧照片——1962年底他和聂凤智在北京的合影，背面写着两行小字：“山河无恙，战友珍重。”那墨迹早已发黄，但字迹依稀可辨。

李赤然此生最终止步于“南空副政委”职务，却在四年的高强度备战中成就了自己的价值。东南沿海的防空体系得以成型，南空的政治工作条令在军内广为借鉴，这些成绩后来都写进了正式史论里，却很少提他本人。老将默默接受了历史的决定，也在黯淡无声中坚守了军人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