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时朱老总是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究竟是谁？为何此后销声匿迹？

“朱德同志，你的职务是第九军副军长。”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的枪声撕破了黑夜，在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起义军的序列里，赫赫有名的朱老总，名号后面竟然挂着个“副”字。

这就让人纳闷了，第九军可是起义的三大主力之一，连朱德都只能当副手，那个正牌军长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又去了哪里？

01

咱们先来聊聊当年的南昌起义，那场面，简直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豪赌。

当时起义军的家底其实就三个军。贺龙带的是第二十军，叶挺带的是第十一军，这两支队伍那是起义的绝对铁拳，硬碰硬的主力。剩下一个就是第九军，虽然这支队伍人数不占优势，主要是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加上一些警察队伍，但这可是“种子部队”，里面的学员后来很多都成了红军的骨干。

按理说，这第九军既然是朱老总一手带出来的，军长这个位置，非他莫属啊。可你要是去翻翻当年的档案，那上面的任命状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第九军军长韦杵，副军长朱德。

这韦杵到底是谁？能让朱老总甘居其下？

其实吧，这人还真不是泛泛之辈。他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高材生，更是朱德的“铁哥们”。

两人在云南那会儿，关系好得简直就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那时候的讲武堂，那可是这就跟现在的黄埔军校似的，那是军官的摇篮。韦杵和朱德不仅是同学，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朱德出国留学，寻找救国真理，韦杵则在国内带兵打仗，混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师师长的位置。

二十八师师长，这在当时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手里那是握着真家伙的实权派。

而且这个韦杵，脑子特别清楚。他虽然身在国民党军队里，但早就看透了各路军阀为了抢地盘打来打去的那套把戏，觉得那样救不了中国。他和朱德的书信往来就没断过，两人经常在信里探讨国家大事。可以说，在思想上，韦杵那是相当进步的，早就成了咱们的“自己人”。

所以，在南昌起义策划阶段，组织上也是看中了韦杵手里这支部队，更看中了韦杵这个人的政治态度。

当时的算盘是这么打的：韦杵当军长，朱德当副军长，利用韦杵在滇军里的老资格和威望，把队伍拉过来。这一正一副，两个老同学联手，这戏台子不就搭起来了吗？这简直就是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可谁知道，老天爷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所有人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就在起义即将爆发的前夕，韦杵病了。

这可不是装病，是真病。他就躺在江西九江的病床上，连床都下不了。你想想，那边南昌城里火急火燎要举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边的军长却连路都走不动。

没办法，军情不等人啊。前线不能没指挥，枪声一响，那就是你死我活。

所以，虽然名义上第九军的军长还是韦杵，但实际上，那天晚上带着第九军冲锋陷阵、后来又把这支队伍带出重围、最终带上井冈山的，全是朱德一个人忙前忙后。

韦杵这一病，不仅错过了一场起义，更是直接从历史的聚光灯下“消失”了。

02

很多人看到这儿可能会想，这韦杵没参加成起义，是不是后来就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跑了？或者干脆就销声匿迹了？

那你就太小看这位老将军的骨气了。

虽然人没到南昌，但他的心可是早就飞过来了。因为病情太重，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同学朱德带着队伍南征北战，自己却只能在九江养病。这事儿对他打击挺大的，但也让他更看清了谁才是中国的希望。

病好了一些之后，韦杵并没有像其他国民党军官那样，为了升官发财去围剿红军。相反，他在国军阵营里开始玩起了“潜伏”。

老蒋让他去打红军，他就给老蒋来个“太极推手”。

什么叫太极推手？就是出工不出力。上面催得急了，他就带着部队在那儿绕圈子，或者干脆找个理由按兵不动。枪口那是绝对不往红军身上抬，能避开就避开，能放水就放水。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韦杵这么干，其实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的。老蒋那多疑的性格，谁不知道？但他就是这么硬挺着。

到了1933年，事情闹大了。

那一年，著名的福建事变爆发。十九路军的蔡廷锴、蒋光鼐这些猛人，公开通电反蒋，要在福建另立政府，还主动跟红军停战。这事儿在当时那就是个晴天霹雳，直接狠狠打了老蒋的脸。

这时候，一直“低调”的韦杵也不装了。

他直接跳出来，公开支持福建事变。这下好了，老蒋那是火冒三丈，新仇旧恨一起算，直接发了通缉令要抓他。

韦杵一看，这国军是彻底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命都得搭进去。他也是个干脆人，二话不说，脚底抹油——溜了。

他跑哪去了？回老家，云南。

当时的云南那是“云南王”龙云的地盘。龙云这人虽然也是军阀，但他跟老蒋也不是一条心，对于这种被老蒋通缉的人，他反而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给点保护。

韦杵这就躲进了龙云的庇护伞底下。这一躲，就是十几年。

在云南的日子，韦杵也没闲着。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并没有再带兵去前线，毕竟身份敏感，身体也不好。他干脆当起了教书先生，整天跟书本打交道。

你想想，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少将师长，一个差点成了红军军长的人，现在拿着粉笔在讲台上教书育人，这画面，多少有点让人唏嘘。

但韦杵心里这面明镜似的。他知道，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队已经烂到根里了，贪污腐败、派系斗争，根本救不了中国。与其去那个大染缸里搅和，还不如教几个学生，给国家留点读书的种子。

到了1946年，抗战胜利了，内战又打起来了。韦杵更是彻底看透了国民党那艘破船，干脆辞职回家，眼不见心不烦，彻底过起了隐居生活。

03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

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解放军的大军像潮水一样向南推进，势如破竹。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这时候的云南，局势也是紧张得要命。老蒋想把云南变成他最后的反共基地，大批特务、残兵败将都往昆明跑。

隐居多年的韦杵，敏锐地感觉到了：天，要亮了。

当年的老朋友卢汉，这时候正主政云南。卢汉心里也苦啊，老蒋逼得紧，解放军逼得更紧，何去何从，就在一念之间。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韦杵站了出来。

他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老资历和威望，积极联络各方人士，给卢汉打气，劝他顺应历史潮流，赶紧起义。

1949年12月9日，昆明通电起义。

这一天，云南和平解放。韦杵那个激动啊，他等这一天，等了整整22年。从1927年南昌城头的遗憾，到1949年昆明城头的红旗，这位老将军终于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这一次，他没有缺席。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可没忘了这位“未到任的军长”。

鉴于他早年的革命情谊，特别是和朱老总的那层铁关系，还有他在福建事变和云南起义中的贡献，组织上对他那是相当照顾。

他被安排担任了云南省政府的参事。

这个职务，虽然没有当年的军权那么显赫，但地位尊崇，而且能实实在在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出谋划策。

韦杵这辈子，虽然没能像朱德那样成为开国元勋，也没能穿上那身帅气的元帅服，但他那颗爱国的心始终是热乎的。

从早年支持革命，到中间反蒋抗日，再到晚年迎接解放，这一路走来，他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04

1951年，昆明。

这一年，韦杵的老毛病又犯了。早年征战沙场留下的病根，加上年纪大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但他走得很安详。

在病榻上，看着窗外那个崭新的中国，看着老百姓终于不用再受军阀混战的苦，这位老人的脸上，应该是带着笑的。

1951年，韦杵在昆明病逝，享年68岁。

这结局，比起那些顽抗到底、最后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逃到海岛上郁郁而终的国军将领，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人这一辈子，站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心里得装着老百姓，得知道哪条路才是光明的。韦杵虽然错过了南昌起义的“发令枪”，但他赶上了新中国的“末班车”。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