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政治局召开会议，陶铸要求发言，毛主席：你是不是又要做检讨

1962年1月下旬，北京城寒风凌冽。中南海勤政殿灯火未息，中央政治局正在就“七千人大会”后各地执行情况连夜磋商。卷帙堆满会议桌，干部们或皱眉记录，或低声交换看法。轮到广东第一书记陶铸举手时，毛主席抬眼瞄了他一下，嘴角含笑，语气却透着几分揶揄：“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会场一片静默，随后响起几声善意的低笑，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短短一句戏谑，道尽一位“炮筒子”干部这些年的曲折与坚守，也折射出当时党内自我批评的独特生态。

熟悉陶铸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不拐弯。早在1959年年初，广东某县捅出“瞒产私分七千万斤粮”一事，他二话不说拍板“下去查”。干部们跟着他一头扎进乡村，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却发现仓廪空空，许多农民靠野菜充饥。陶铸当机立断：反“瞒产”立即刹车，仓库开粮，先保百姓肚子。这一改弦更张，让他第一次站到全党“做老实人”的风口，也让他有了日后“检讨专业户”的名声。

毛主席对广东的这次急刹留下深刻印象。不久，中南海收到陶铸自剖得几乎“剥皮见肉”的长篇检讨，《总路线与工作方法》公开见报，被以“活教材”下发各省。有人戏称，广东“转弯快”，其实转得快的不是公文，而是陶铸的脑筋。他懂得形势比人强，也明白人民肚子比面子重要。

转眼到了7月，庐山会议风云骤起。彭德怀的那封《意见书》激起千层浪。陶铸对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看法并不排斥，当初同桌议论时还点头称是。然而形势急转直下，批判浪潮汹涌而来。毛主席在会上点过陶铸的名字，提醒其立场，陶铸心口一沉，转身便写信给黄克诚，劝友人“为大局着想，先把错误担起来”。黄克诚一口回绝：“哪来的错？”几番唇枪舌剑后，二人竟沉默相对。陶铸抬头只说一句：“拖不得，大家都被困在山上。”一句话，点破了僵局——黄克诚最终低头，会议得以落幕，陶铸也因“转得及时”平安下山。

1960年盛夏，他被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一年光景，他在粮棉两线猛下功夫：渠堤加固、退田还鱼、精减机构、发动侨汇。省里人爱开玩笑，说“岭南稻谷写诗价也翻番”。毛主席1961年南巡广州，几次找他谈农事，又让他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肯定了他“抓事实、敢担当”。

“七千人大会”召开时，面对三面八方抛来的问题，陶铸顺势再度登台。自揭其短，谈浮夸、谈失误，也谈干部要与群众坐一条板凳。台下掌声不止，毛主席点点头：“广东是最早检讨的。”自此，“检讨”几成他的专利。于是有了开头那场政治局会议的插曲——毛主席半开玩笑，提醒他“差不多行了”，一分亲切，一分警示。

然而，性格的锋芒并不轻易收敛。1965年初，陶铸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宣传、科教。次年5月，中央让他兼任中宣部部长、书记处常务书记。临行前，夫人曾志急得直摆手：“你一张口容易惹事，宣教口可讲究文字分寸，你压得住吗？”陶铸淡淡一句：“中央已定，哪能不去。”他明白风云暗涌，却也笃信“说真话是共产党人的本分”。

1966年秋，政治气候突变。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提醒：“在中央工作，要谦虚谨慎，要注意方式。”陶铸点头，却难改直性子；他说话仍如往昔，“炮弹带着火星”。1967年1月，他被隔离审查，身边只剩几本已翻旧的马列著作。警卫增加，电话剪线，灯泡改为36伏，象征与最高层的联系彻底中断。

那年春夜灯光昏暗，陶铸写下四句：“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字迹凌乱，却透出倔强。曾志看完，眼眶发红，屋外风声呜咽。陶铸轻声说：“别陪我去安徽，照顾好亮亮。”一句叮嘱，留住了最后的从容。

1969年7月，陶铸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回望他在政治局那句“又要作检讨”的插曲，不仅是一段轻松对话，更是一名老党员数次自我剖析、敢担责任的缩影。历史不消解锋芒，坦率亦未被埋没；那些留下的手稿与批示，仍在档案柜里安静诉说——言者无惧，行者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