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军主将忆济南战役：粟裕提出三个方案，王耀武想出六项应对措施

曾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粟裕大将在《回忆济南战役》中写道：“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以敌人重兵守备和具有坚固工事的在城市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这次战役，标志着华东我军由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转变为永久地占领大城市和统一大块解放区的时期到来，也是华东我军在革命战争的道路上，进入最后夺取大城市阶段的开始。”

粟裕大将的手下败将、时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的王耀武也写了一篇《济南战役的回忆》（刊发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济南是国民党军强固设防、重点防御的重要据点之一，筑有纵深坚固的永久性工事，储备有充足的弹药和物资，有十万以上的人担任守备。但是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进攻之下，这个据点只打了八天，守济南的国民党军就被全部歼灭了。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不论如何挣扎，也难挽回其注定失败的命运。”

粟裕大将生于1907年8月10日，比生于1902年1月10日黄埔三期生王耀武小五岁还多，1948年9月16日至24日的济南战役发生时，粟裕大将四十一岁，王耀武四十六岁，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名将，但很显然王耀武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养，都无法与粟裕大将相提并论——王耀武确实是蒋军中比较聪明也比较能打的，但遇到粟裕大将，他想守住济南无异于白日做梦。

王耀武的回忆文章，一方面是认罪，一方面也有给自己找借口的成分：“从1946年1月起，我就进驻济南，担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46年11月，又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战事发生后，在绝对优势的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下，我还执迷不悟，抗拒到底，我的罪恶如此深重，至今反省，犹觉无限愧悔。”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王耀武并没有“顽抗到底”，而是在济南即将被攻克的时候化装潜逃，一直跑到寿光才被查获。

王耀武说解放军有绝对优势，那显然是不准确的，据粟裕大将回忆，当时“我军在山东总兵力达十五个纵队共三十二万人，而敌人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总共二十八万人”。

《孙子兵法》有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解放军攻击济南的部队，既没有守军的十倍，也没有守军的五倍，粟裕确定的攻打济南方略不是“围城打援”而是“攻城阻援”，也就是以攻城为目的，大部分兵力用于攻城，小部分兵力用于阻援，阻援是攻城的手段。

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讨论后，于8月10日联名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新）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个方案是“集中主力首先攻打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第三个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以一部分阻击，以主力攻打济南”。

中央军委于8月12日批准了粟裕等人的第三方案，也就是“攻济打援”：“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之目的。”

粟裕提出了三个方案，不管实施哪个方案，都会取得胜利，这一点中央军委十分相信：可能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也可能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前两种可能的结果都是攻克济南，可见粟裕当时是得到完全信任的。

粟裕这边厉兵秣马，王耀武在济南也没闲着，他在回忆文章说自己也有六项应对措施：一，电请蒋介石将当时驻在苏北、与王耀武有关系的整编八十三师周志道部空运济南增加防务；二，请求增屯弹药及十一万多人两个月需用的粮食；三，命令各部增加工事，凡是重要据点均须挖掘外壕和陷阱，架设鹿砦及铁丝网等副防御，并轮流练习射击及夜间战斗行动；四，王耀武与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以及各部队长、政训处长，分别对军民进行所谓“精神讲话”；五，把在千佛山下已开始修筑的飞机跑道加紧修好，以备在西郊机场被占后使用，并将城北五柳闸加宽加高，拦住小清河河水，以备解放军来攻时开闸放水，使城北一带成为泛滥地区，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六，加紧训练民众，编组壮丁队、纠察队、担架队、输送队等，以利治安及作战。

睿智的读者诸君肯定又从王耀武的这六项部署中看出了问题：其他五项不过是老生常谈常规备战，只有第五项中的抢修千佛山飞机跑道才是王耀武“防御作战”的重中之重——只要情况不对，他就可以坐上飞机逃离济南，而西郊机场当时肯定已经被占领或摧毁了。

济南战役还没开始打，王耀武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这一点他完全不否认：“我看到情况更加恶化，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认为即使吴化文不起义，也难得守住，与其在济南等着被俘，不如先走为妙。因此，我曾一度偕庞镜塘想经泺口桥北走，但由于解放军把济南包围得如铁桶一般，未能走得出去。”

比较搞笑的是王耀武和庞镜塘这对山东“文武搭档”最后都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且继续做“搭档”：王耀武是学习委员，庞镜塘是生活委员，而且两人的“权力”还都不小。

沈醉在《人鬼之间·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另面人生》中回忆：“管理所有一个由战犯自己推选出来的主管学习生活等的委员会。主管学习的委员是王耀武，每次学习完，各学习小组便向他汇报各组学习的情况，由他汇总向管理所汇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任委员的庞镜塘是负责生活方面的委员。大家想领什么买什么都由他负责。大家想买东西时，往往由他出面来讨价还价。”

沈醉说的“讨价还价”不是买东西讲价，而是因为解放军执行不搜俘虏的政策，被俘人员身上带的私有财物（有的带着数量可观的黄金美钞）都不会被没收，到了战犯管理所统一保管但可以随时取用，于是逢年过节，像沈醉、成希超（在沈醉调往云南后担任保密局总务处处长）那样比较“有钱”的战犯要求购买香烟都是十条起步、糖果十斤起步，庞镜塘“讨价还价”就是让大家少买一些：“每人买这么多，一次得买上千条香烟上千斤糖果，这得多少人去拉回来？”

王耀武和庞镜塘都精于算计，但他们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帐，所以在困守济南的时候总想着逃跑，而早已把济南视为囊中之物的粟裕大将则目光长远：“ 在济南战役以前，我就考虑攻下济南后的行动方向。 在济南战役过程中，敌援兵未来，歼灭整编第五军的设想未能达到，我又进一步考虑到攻取两淮及高宝时，也采用攻济打援的战法，九月二十四早晨，济南城内巷战正烈之际，我将上述诸考虑向军委报告请示，并将下一步举行的战役定名为‘准海战役’，次日接到军委复示：‘我们认为举行准海战役，甚为必要’。”

王耀武被抓后态度十分老实，在广播中讲话号召更多蒋军官兵投降，还在私下里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平心而论，我王某并非罪大恶极、思想顽固的反动分子，内战开始后我也并不积极，在济南之战打响后，我也没有坚决顽抗到底。虽然还可以支持几天，但为了不使黎民百姓遭更大的灾，我决心不打了，许多仓库亦未作破坏，这是有目共睹的。”

王耀武输了，输得精光，但他最后结局还算不错，要不是进了战犯管理所，逃到台湾也免不了要被弹劾，读者诸君看了粟裕大将和王耀武对济南战役的回忆，是不是也觉得王耀武的战略战术水平，跟粟裕大将相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王耀武的那六项应对措施，核心目标是不是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