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3位副职一起调总后，要求做调查研究再分工，张宗逊：不行！

1950年10月，鸭绿江岸边气温骤降，一箱箱弹药、棉衣在泥泞中被十几条骡马拉着艰难前行。后勤保障拉掉一环，前线就可能断炊，这一幕深深刻进了几位指挥员的脑子，其中就有当时在野战军负责后勤的张宗逊。

战火停歇后，张宗逊回国主持后勤整编，他常挂嘴边的一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谁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会在另一场调整中迎来更棘手的考验。

1975年春，中央着手大区级机关换防，三总部动得最厉害。总后勤部两位政委郭林祥、张池明调出，副部长和副政委也跨区交流。名单上还写着一行字：张震，任第一副部长，协助全面工作。那一年他六十岁，带着多次参与大兵团作战的履历，从军委作战部踏进了复兴路甲一号。

总后大院里，张震先见到的不是熟面孔，而是一摞摞急需处理的公文。老同事悄声向他介绍：机关里部长张宗逊一人挑大梁，身体刚做完手术，政委空缺，八个副部长、四个副政委外加四名顾问，全在等他统筹。

张震办事一向稳，他拉上另外三位新到任的副职商量：“别急着分工，咱们先下去摸个底。情况摸清了，再按专长排兵布阵。”几人点头称是，提着方案敲开部长办公室。

“先调查，后分工？不行！”张宗逊的回答干脆，连思考间隔都没有。“现在就像在渡河，谁也不能先去岸边打听水深。”短短一句，把气氛敲得铿铿作响。

表面看是语气生硬，背后却是总后当时的困局。自1966年起，机关多次被冲击，专业干部打成“保守势力”，档案散佚，物资计划被打乱。野战军、军区频繁来电催要粮秣、被装，哪有时间让新班子花几个月“做功课”？

更麻烦的是“老干部问题”。数百名资深军需、军医、军械专家被停职、靠边，许多遗留案卷需要复查。政委位置空着，这摊子只能落在业务口头上最忙的副部长们。既要管仓储补给，又要查人事旧案，张宗逊哪敢让新同事“先看再干”。

于是，一种边干边学的节奏被硬生生推开。张震领着三位副职，上午审图纸批计划，下午跑库房、到军区，晚上挑灯把积压的文件挨个过目。他私下感慨：“总后像一台半停工的机器，油得马上加，螺丝也得立刻拧。”

这种超负荷运转，坚持了整整两年。其间，“四人帮”多次插手，总后又牵涉到几起所谓“要害部门问题”。有人谈话讳莫如深，也有人动辄上纲上线，工作常被拖成拉锯战。张震有火发不出来，只在笔记本写下一行小字：路线不明，后勤无从谈起。

1977年仲夏，王平奉命担任总后政委。第一天见面，他劈头一句话：“顾不了旧账，先让老同志回来。”这让人一下子看到突破口。大院里那些多年闲置的老军需行家陆续复职，专业判断重新回到该坐的位置。人员归位，权责明晰，仓储、运输、医疗、基建几条线终于摆脱了拉锯。

次年春天，总后完成对全国七大军区基层仓库的摸底，补办调拨证十一万张，清点物资误差率从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五以内。张震在给中央的报情中用了“渐稳”二字，一改先前“堆案盈尺”的措辞。

如果当初部长答应那次“先考察再分工”，也许调研报告会写得更完备，但耽误的这两年，基层极有可能出现断供。张宗逊的“硬挡”得罪了人，却也顶住了局面。

多年后，军队史料编辑室整理1975—1978年总后文件，统计到部长、副部长批示超过三万条，其中张宗逊亲笔批示便占了近三成，张震署名的一万多条几乎清一色与战备、基建、医卫有关。这些枯燥字迹背后，是那个特殊节点上“边走边扛”的真实剪影。

故事到这里没有戏剧性的尾声，只留下厚厚一摞卷宗和一支被磨平笔杆的铅笔。总后那台机器终于再次平稳运转，多少军人记住了两个名字：在危局中强拉车辙的张宗逊，以及当机立断却又能埋头苦干的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