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担任了6年南京军区司令员，58岁授中将，64岁晋升上将

1995年11月的闽南海岸，凌晨四点。指挥所里灯火骤亮，电话那端汇报：“演练进入实兵对抗阶段，请司令员定夺。”固辉放下话筒，只说了一句：“各兵种照预案启动。”随后，他披上军大衣，快步走向作战室。那场陆海空联合演练持续了整整两昼夜，被军内称作“一次把想法掂量到枪口上的检验”。固辉把“军魂”二字写进了演练，也写进了自己半生的履历。

时间拨回1947年8月。那时的他还只是豫皖苏边区一个青涩青年。解放军连队招文书，他用一手隶书写下报名表，被排长相中。入伍不到三个月，一场夜战让新兵第一次见识了战场的残酷。敌军封锁村口，连队仓促突围，固辉只来得及抱起两只公文包。跑出五里地，他才发现自己只剩短裤。寒风刺骨，他护着文件瑟瑟发抖，指导员拍拍他的肩：“小固，要的就是这股子认真。”那夜，他在火堆旁第一次听到前辈提到“军魂”，从此铭刻心底。

辽沈平津连番鏖战，炮火把少年推向成熟。1949年初夏，部队进驻豫西伏牛山剿匪。人员紧张，他主动请缨随副连长进山。第三天，密林冷枪响起，左脚中弹，他咬牙包扎继续搜索。战后鉴定为三等乙级伤，他却悄悄把褂子缝补好，不愿领到新军装，“省下来给新兵发”——这是他在日记里留下的只言片语。

朝鲜战争爆发，他随志愿军渡过鸭绿江。铁原阻击战最危急的两昼夜，敌军炮火精准覆盖后方，他敏锐判断是叛逃者泄密，果断建议调整作息、改变补给路线。方案实施当夜，阵地伤亡骤降。战后，他在奖惩通报里被点名表扬，却依旧在阵地前沿连值班三个月，胃病复发也不肯下火线，只记得多做了一本厚厚的战地日志。

回国后，他由团作训股长一路升任师作训科长、团长、师长，再到军长。1976年10月，担任对外军事专家组组长赴友好国家协助训练。有人劝他“注意休息”，他摆手笑答：“走出去，才知不足。”两年后载誉而归，刚踏上祖国土地便接到奔赴南疆的命令，连家都没回就随部队进山。同行军医回忆，司令员背包里除了图纸，就是厚厚的《战争论》德文原版。

1985年，他奉调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按照“人走家搬”的规定，他硬是让家人立刻腾出旧房，自己则暂住女儿新婚的小屋。那年冬天，警卫员两次把新式领章别错，他在《前卫报》刊出自我批评：“条令面前，无例外可言。”官兵看后私下议论：这样的副司令，真不多见。

1988年，他五十八岁，戴上了中将肩星。有人说晋衔那天他照例天不亮就去了野外训练场，直到参谋追去拍照才肯停下。两年后，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自此一干六年。那是一方战略要地，海陆空任务俱重，他却从不摆架子。师以下部队的营门常见一辆尘土飞扬的吉普，警卫员刚喊“报告”，车门已推开，他大步踏进营区，转身一句：“相互学习，不要事先通风。”一句话，堵住了陪同干部的所有“准备工作”。

有意思的是，他的严厉并未让官兵疏远。南空某团因私自扩招被他勒令重查，十几名不合规新兵当月退回。团首长挨批，战士们却服气：“让我们真刀真枪练，才算对得起这身军装。”这股风气，很快沿着长江下游席卷整个军区。

固辉的书桌边，常年摆着三样东西：毛泽东军事文集、一本磨得发白的《孙子兵法》，还有一沓练字宣纸。夜深人静，他写字养神，最多写的还是那两个遒劲大字——“军魂”。朋友打趣：“你这墨宝总该换换别的字。”他摇头道：“字是心声，变个啥？”说完哈哈大笑，眼里尽是坚毅。

1994年底，他迎来人生另一座里程碑——六十四岁晋升上将。授衔仪式前夜，老战友打电话祝贺，他却只问：“老赵，老李的病好点了吗？”简短寒暄后挂断，转身便钻进作战值班室，研讨次年南线演习计划。幕僚偷偷在笔记本上写下感想：“将星闪耀，不过是一颗信号弹。”

在南京军区的最后一年，他跑遍了所属全部陆海空基层部队。高原机群、东海舰队、闽赣山地合成旅，都留下了那辆旧吉普的痕迹。检查完最后一个连队，回到司令部，他把厚厚的调研笔记交给接任者：“这些问题解决了，战斗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谈不上豪言壮语，但字字千钧。

2000年春，他脱下军装。告别仪式上，老兵们请他题词，他还是写下那两个熟悉的大字。有人问：“将军，为何总写它？”他回答：“当年我护着公文包逃命时，连队在我心里；今天我把笔一搁，它还在我心里。军在，魂就在。”

自1947年参军到2000年离休，固辉整整穿了五十三年军装。档案里的数字简洁：先后参加辽沈、平津战役，三等战功一次，六次受嘉奖，历任军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六年主掌东南战区，六十四岁晋上将。可在老部下眼中，更该写下一行：一生守护“军魂”，从未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