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见刚回国的李宗仁，一见面就说：德邻先生，你上了贼船

1955年4月，纽约皇后区一间狭小的图书馆里，67岁的李宗仁合上当天的《纽约时报》，久久无语。报纸头版报道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掷地有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句话像是平地一声惊雷，越过浩瀚太平洋，击中了这位前国民党代总统的心。自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他在美国的“栖居”已满六年，白崇禧的残部灰飞烟灭、蒋介石复职亦成定局，昔日“中山舰上诸人”各自落脚，他却愈发感到无路可走。那天深夜，他对妻子郭德洁低声说了一句：“终归要回家的。”

想回去，谈何容易。美国移民局盯着他，台湾方面也紧追不舍，外媒更是乐见“国府前代总统”成流亡代名词。1956年初，他把自己的念头写进一封信，托在香港的老部下程思远带往北京。程思远第一次被秘密请进中南海时，周总理淡淡一句：“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一切方便。”话不多，却砸在了李宗仁的心坎上。从那天起，“回家”成了他每天起床的念想。

真想落地，先要解开一笔“字画”结。李宗仁在美国购得一批徐悲鸿、齐白石等人书画，自认值十一万美元。他暗示：若国家愿接纳，此乃薄礼相赠。故宫专家验后摇头，真迹不多，大半是近人仿品，合计价值约三千美元。周恩来如实汇报毛主席。主席点燃一支烟，听完忍不住大笑：“他说十一万多，就给他十二万！”财政部随即划拨外汇。钱不在多少，而在态度。李宗仁闻讯后连呼“共产党识货”，面子里子都得了安抚。

问题还在于安全。1963年冬，程思远与李宗仁在瑞士苏黎世“偶遇”，一口气谈了整晚。桌上一盏昏黄台灯，映着李宗仁湿润的眼，“我只求一可——让我安度晚年。”他指的是中央提出的“四可四不可”里那句“可回大陆定居”。蒋介石的密探却不肯放手，不少报馆暗里受命盯人。程思远见势不妙，匆匆回京复命。周恩来这边已拟好周密方案：出关路线改走中东，入境口岸设在广州，护卫则先期抵巴基斯坦布防。

1965年六月底，李宗仁夫妇从纽约登机，经巴黎、苏黎世折向雅典。七月十三日下午，两人再度换机驶向贝鲁特。几乎同时，台湾方面的“赴欧劝返组”才发现目标已失，接机计划落空。七月十八日清晨，广州白云机场晨雾未散，一架专机划破天幕。舷梯放下那一刻，李宗仁深吸一口热湿的夏风，喃喃：“终于踏着黄土了。”

迎接队伍中，周恩来、叶剑英、陈毅早已等候。旧日北伐三军长今日相聚，气氛却并不凝重。陈毅打趣：“四条好汉，麻将够了。”李宗仁哈哈大笑，眼角却湿润。几个小时后，上海工人体育宫的接风宴席间，老友故旧围坐，回忆起桂系旧事，推杯换盏，好不热闹。

七月二十六日，中南海勤政殿外的梧桐荫下，驱车而来的李宗仁被引向游泳池边的茶座。毛主席身着灰布衫，见他进门，站起伸手：“你们回来了，欢迎你们！”寒暄过后，主席眯眼一笑，“德邻先生，你上了贼船呢。”李宗仁愣了愣，旋即会意：“主席所说的‘贼船’，我愿意乘风远航。”一句话逗得屋内众人开怀。随后毛主席关切询问旅途劳顿，嘱托彭真安排起居，末了又半认真半调侃地补上一句：“台湾那边迟早也得上船。”

自此，李宗仁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还担任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行程排得满满：北戴河静养、东北三省工业区考察、西安兵器厂参观。他常说：“没想到十六年光景，大陆已经换了天地。”在大连造船厂，看到万吨巨轮下水，他对记者举起拐杖，“这才是中国的未来。”

1966年风雨骤起，他的行程被迫收缩。夫人郭德洁因病回天乏术，中央派专机接至北京治疗，终归未能挽留。告别仪式上，周恩来、叶剑英等到场执绋，礼遇周全。李宗仁拄杖屹立，神情木然，泪水却止不住。他对来吊唁的老部下轻声道：“党国命尽，幸有新中国照应。”

病痛随岁月而来。1968年春，医生诊断其患直肠癌。中央立即召集协和、北医专家成立医疗组，住院费用全免。手术室灯光冷白，外间的走廊里，医护悄声议论：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上将，命运真是多舛。手术后恢复良好，他还坚持起身，写信劝蒋经国“回不了的，何必硬撑”。信未寄出，北平已入寒冬。

1969年一月，他的病情恶化。病榻前，他让秘书尹冰彦记录：“若有来生，还当为炎黄子孙出力。”一月三十日凌晨，李宗仁静静合上双眼。护工听见他最后一句呢喃：“这条路，值。”

噩耗传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沉默许久，吩咐：“厚礼下葬，抚恤从优。”政治对手终作同路人，其心情难以言表。李宗仁的遗书被珍藏进中央档案馆，信封上批红字：“历史文件，永久保存。”

有意思的是，李宗仁归国后捐出的那批字画，后来被故宫专家再度评估，仍认定赝品占大多数，却被细心修复后用于博物馆教学。观众们驻足凝视，鲜有人知这些画背后的曲折故事：它们陪着主人走过半个地球，见证了一位旧中国元老最终认定新中国的全程。

如果说北伐让李宗仁赢得名将之誉，那么跨越十年的“归根行动”才让他赢得历史的另一段注脚。与其说他“上了贼船”，不如说他在乱流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既成往事，终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