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忽必烈后代会面毛主席，临别时坦言：雄师身上也会有虱子！

1957年6月30日傍晚，北京西城的天空泛起淡紫色的晚霞，中南海南门外却分外安静。一辆黑色“吉斯”轿车缓缓驶来，车里的老人眉宇清癯，衣襟略旧，却掩藏不住一种朗润的书卷气。守门卫兵后来回忆：“那位先生下车时，步子不快，却十分稳。”——这位老先生正是冒广生，忽必烈第九子脱欢的后裔。

灯光映在石阶上，毛主席已站在廊下等候。两人相见，不寒暄官套，径直入室。短暂的一刻，却为一段鲜为人知的对话拉开帷幕。房内只有老式木椅、茶几和一盏台灯，气氛与其说隆重，不如说亲切。毛主席客气地摆手，让老人先就坐。

彼时的冒广生八十四岁，做过翰林院检讨，也做过教育总长，却始终没捞到一个“进士”名头。清帝退位、新政府易帜，他兜兜转转仍是一介郎中。朋友开玩笑，说他是“虽无鹤衔丹书，亦有麒麟之胄”的怪才。他笑而不语——读书写字便已足够。

追溯更早时光，同治十二年冬，冒广生在广州呱呱坠地。外祖父周星诒抄经、校书，藏书万卷，少年的他就坐在雕花书柜下背《春秋》。十九岁，赶考江南贡院，取甲科举人；二十一岁，会试失利；二十四岁，又落榜。有人讥讽“冒才子三落孙山”，可他依旧埋首经史。

1898年春，京师街头贴满康有为、梁启超的传单。“公车上书”一呼百应，冒广生也签下名字。戊戌变法败局已定，他没有被拉进监狱，只因那年正好回南方探亲。一桩无意之举，改写了命运；但他心底并无侥幸——改造中国是读书人共有的执念。

抗战年代，冒广生应邀至重庆讲学。陈毅在李庄疗伤，两人同席论诗，惺惺相惜。陈毅称他“讽谏大儒”，此后往来书札不断。1949年，南京解放，老人大开眼界：“看见老百姓自己贴的标语，才知江山到底是谁的。”这句感叹被学生记录在课堂笔记里。

整风运动开启后，《人民日报》收到冒广生投来的《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稿件言辞平和，却直指问题：党员不许有私心，又怎能怕批评？报社编辑心想：八十多岁的老人竟如此锋利。文章刊出当日，毛主席划线批注，转给周总理：可邀一谈。

于是才有了六月最后一天的夜访。屋内茶水刚续第三次，冒广生的话锋已越过时政，聊到治学与为人。他沉声道：“人多自称雄师，可雄师身上亦会有虱子；虱子虽小，为害极大，不可不察。”短短一句，分量却重。毛主席端杯点头：“记下，这句话今晚最要紧。”

对话其实并不长，记录稿只有三千余字，却透露好几层信息：老人赞同整风，却不唱颂歌；主席鼓励批评，但需实事求是。有人事后问秘书：“主席对那句话怎么评价？”秘书答：“主席说，这是老先生敲的警钟。”

值得一提的是，冒广生在会面前夜仍伏案修订《校雠通义》。清瘦的手指翻着残页，注释旁写着“民心”二字。学术与家国交织，他把一生心血都搁在纸墨间。对许多同龄人而言，朝代更替已足够惊心；对他而言，更惊心的是读书人能否保持风骨。

1958年初，老人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每周两次到香山讲堂授课，谈经史，也谈校勘方法。学生里有年逾花甲的旧识，也有刚毕业的青年干部。有人代记课堂片段：“先生说校书似磨镜，磨得久了，才能照见污点。”这句话与“雄师有虱”正好呼应。

同年冬，他应陈毅之邀，再次执笔，为《人民文学》写《论诗三札》，将宋元杂剧、唐人绝句和新体诗放在一起比较。文章发表，评论界称其“古今融会”。老朋友感叹：若再年轻二十岁，也许学界会因他而大变。

1959年8月21日，上海愚园路一处旧楼，冒广生肺疾愈剧，危在旦夕。弥留之间，他轻声对儿孙说：“主席讽谏我，无分彼此；本想再谈诗词，可惜他太忙。”说罢，面含微笑而逝。消息传到北京，陈毅鼻子一酸：“老兄走得清爽。”

遗憾的是，会谈笔记因保密需要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公开。但那句“雄师身上也会有虱子”早已在党校、军校的讲演中被多次引用，成为警醒党员干部的口头禅。它并非排比句式的标语，却胜在直白有力。

评价冒广生，史家多用“善讽谏”三字。少年求仕，壮年治学，晚年借笔论政，他几乎见证了近代中国所有关键节点。不同制度，更迭领导者，他都选择以文字为镜，照见时代的疵点，也照见自己心中的那条底线。

毛主席对外人说过一句玩笑：“广生先生，是真正的旧学派，却没旧气。”旧学可以新用，关键在人。冒广生的生活简朴到极致，青布长衫穿了十几年，书桌上却常换新的排印本，生怕误了注释。此类细节，不折不扣地说明：文章之外，做人更难。

两位同样爱诗的人，以短短数小时的畅谈，留下跨越制度与年龄的共识：权力再大，也需允许批评；学问再深，也应包容异见。这段小插曲，如今埋在档案室里，不喧哗，却闪亮。

历史舞台总在变，人物谢幕却留下余音。1957年的那个夜晚，于毛主席是自我检视的提醒，于冒广生则是一位年迈读书人与新政权之间最温和的拥抱。雄狮仍在山岗，虱子或许还会出现，警钟敲过，回响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