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邓小平病逝，临终前和孩子们开玩笑：把我骨灰埋咱家苹果树下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个傍晚，斑驳的树影落在中南海小院的青砖上，九十一岁的邓小平靠着藤椅看院子里唯一的那棵老苹果树。孙辈们围着他玩闹，忽然有人问：“爷爷，如果有一天您不在了，我们怎么办？”老人在微风里笑了笑：“怕什么，大事小事总有人接手。实在要操心，就把我的骨灰埋到这树下，明年苹果还能甜。”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逗得孩子们咯咯直乐，却也道出他对生死的从容。

这份淡定，凝成了他一生的底色。追溯往昔，二十岁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在里昂郊外的施奈德钢铁厂挥汗打铁；三十岁风尘仆仆重返上海，在敌特监视下用一支铅笔、一块小木板起草文件；三十九岁挺身太行，接过合并后的“总部”印信，毅然扛下晋冀鲁豫的千钧重担。是役，他首次独掌全局，提出把主力、地方部队与民兵“捏成一拳”，令日寇的“铁滚战法”寸步难行。有人事后感慨：这位个头不高的川籍汉子，胆识却大得很。

战火中锻造的坚韧，也在感情世界里显影。三九年盛夏，他去延安开会，住在邓发窑洞。热心的邓发拉来一位北大物理系出身的姑娘——浦熙修，即后来更名为卓琳。几番试探后，邓小平索性直截了当：“我叫邓先圣，跑前线多年，家世清白，两次丧偶。愿意与我共事一生么？”姑娘沉吟一夜，终点头。八月相识，九月成婚，前后不到月余。战事紧，婚礼却格外热闹，篝火照得山谷通红，粗瓷碗里盛着小米酒，革命战友争抢着敬新郎。据老部下回忆，当晚新郎只喝了两碗便被任务叫走，新娘仍笑着送行。这样的情分，此后陪伴了他整整半个世纪。

枪声渐息，五星红旗升起。建国后，邓小平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接管日益庞杂的党务。对文件，他有一句口头禅：“字不在多，事要说清。”凡是他审过的稿子，行文瘦身一半，骨架却更加结实。五十年代末，他曾自嘲：“秘书长最怕材料，越厚越头疼。”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并非客套，而是一种务实的工作习惯。

七十年代末再度出山，摆在他面前的是千疮百孔的经济与民生。一九七七年盛夏，他重返政治舞台。农村收入多年来原地踏步，城市工业也在原地徘徊。有意思的是，他先把目光投向了本已“沉闷”的西南故地——四川。听完汇报，他抛出一句带着浓重方言味的话：“一亩三分地，少收一点没关系，多吃一点最要紧。”实事求是的信号，从此在各地点燃“解放思想”的星火。

对于引进外资，他的同意批示只有八个字：“广东可以放手干。”简短，却推开了经济特区的大门。深圳从边陲小镇起步，粗砌的工棚里灯火通明，工人昼夜作业。短短几年，高楼平地起，商品堆满码头，世界发现了中国速度。不得不说，这一笔批示影响深远，后来“开放、搞活”的口号响彻全国。

岁月无情，九十年代初，邓小平的脚步渐缓。医生三天两头劝他戒烟，他总笑而不语。八八年人代会，他在主席台上点燃纸烟，不远处传来纸条，只有九个字：“请小平同志不要吸烟。”他看完，眯眼一笑，随手熄灭。这一幕被记者捕捉，第二天见诸报端，观众笑谈领袖的可亲，也解读出新气象——劝谏之风，坦然而平常。

九九归一之年，他交出最后的军委主席印。他向身边人说得干脆：“革命几十年，劳模也该退休。”自此，院子里的小菜畦、几株雏菊和老苹果树成了他的战场。清晨拾阶而下，摸摸茄子，掂掂黄瓜；夜里坐在藤椅上看星空，兴致来了就用带川音的普通话哼一段旧日山歌。孙辈总爱缠着要故事，他就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讲长江边上童年的清粥小菜。孩子听得入神，他却淡淡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最要紧的，是你们好好读书。”

一九九二年，希望工程在北京启动。基金会门口常有辆普通吉普停靠，车里的人捧着一叠信封进门，迅速留下捐款就走。留名？写“老共产党员”。工作人员难免好奇，终于经人提醒才知是邓老自己。那几年，他的月退休金不多，却几乎都化作山村教室里的课桌、粉笔和学生的热饭。

进入一九九七年，病情已难逆转。二月的北京寒意犹在，他依旧与老伴粥饭清淡。有人劝其考虑身后事，他挥手：“我没什么讲排场的名分，你们看着办。”孙辈却不依：“爷爷，骨灰总得有个去处吧。”屋里静了一下。老人微微一笑，“埋到咱那棵苹果树下可好？”小孙子皱眉：“那我就不敢吃苹果啦！”众人哄堂大笑，笑声里有暖意，也有隐约的酸涩。

二月十九日晚，他安静地合上双眼，享年九十三岁。家人遵嘱，不设灵堂，不收花圈。三月初春的渤海，海风猎猎，甲板上覆盖党旗的骨灰盒格外醒目。短暂默哀后，亲属与工作人员将灰白的骨灰洒向海面。浪花卷走尘土，海鸥掠过甲板，留下一串悠长的鸣叫。

卓琳在船头轻声说：“记得他的话，永远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句话无需回声，已刻进在场每个人的心里。巨轮调头，海面归于平静，夕阳落下，万顷波光闪烁，像极了无数盏微小却顽强的灯火，讲述着他那一生的奔波、抉择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