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李立三逝世，追悼会推迟13年举行，妻子提一要求又推迟了10天

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堂外细雨蒙蒙。人群静静涌入大厅，没有鼓号，没有哀乐的高声，只有缓慢的脚步声与偶尔的叹息。距李立三逝世已满十三年，属于他的追悼会此刻才姗姗来迟。灵堂中央，是那张熟悉的遗像——目光依旧炯炯，却再也不会说出一句话。角落里，一位银发女士端坐不语，她就是李莎。正是因为她提出“等到自己满六十六岁”这一请求，仪式才又向后挪了十天。

往前追溯到1967年6月19日，首都医院的病床旁，李立三已病重弥留。掰着妻子的手，他艰难吐出“保重”二字。十几分钟后再次张口已是强弩之末，6月22日凌晨，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工运领袖”定格在六十七岁。可在“那场风暴”尚未散去的岁月，他没有也不可能拥有一场合乎礼制的葬礼，灵柩草草停放，妻子与子女低调料理后事，连讣告都不敢张贴。

为何要等到1980年？外界常以“拨乱反正”概括，但真正的迟滞远不止于文件程序，更关乎历史的曲折。早在1920年代，李立三就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而声名大噪；1927年之后，他出任中央局书记，提出被后世称作“立三路线”的激进攻势计划，却因形势骤变而遭批判。1930年秋，他被紧急召回莫斯科“碰壁”检讨，从此踏上十五年流亡路。

流亡并非全部阴影。1933年初夏的莫斯科街头，与俄罗斯姑娘莉莎相遇，让李立三的人生忽然亮起另一道光。朋友杨松不经意的一次聚会，成了这段跨国情缘的起点。李立三当时自称“李明”，俄语生疏，笑话百出，却凭热情和细腻触动了莉莎柔软的心。有人还记得他笨拙地向姑娘递上一朵小雏菊，那是莫斯科最常见、也最平凡的花，可在异乡孤独的女编辑眼里，却像是春天的信使。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1936年2月，他们在莫斯科的一间小公寓里办了极简的婚礼：陈云、杨之华等十余位中国友人边包饺子边道喜，唯一的乐器是一只口琴。李立三说：“我们都两手空空，连彩礼都免了，正好，彻底无产阶级。”婚后，他给妻子起了中文名“李莎”，犹如把她的一生与自己绑在一起。蜜月选在黑海之滨的索契，二人日出而行，日落而归，追逐海浪，也在计划着回国的日子。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立三愈发坐立难安。1945年，他托在苏工作的郭沫若转交《回国请战书》，表示愿意听从党中央一切安排。同年冬，他踏上归途，行李极简：一本破旧的《共产党宣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张全家福。李莎带着两岁女儿英娜，稍晚才辗转奔赴哈尔滨。重逢那天，寒风凛冽，夫妻俩却站在站台上笑得像初夏的花，连旁人都感叹“这才是患难与共”。

解放后，李立三先后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劳动委员会任职，仍旧不遗余力奔波于工矿之间，向工友讲述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李莎则投身北京俄语学院，编教材，带学生。两人每日清晨挽手出门，一人去机关，一人进课堂，傍晚再并肩回家。从外表看，这对夫妻与周围的革命干部一样朴素，惟有家中墙上那幅巨大的列宁像，提醒来客，他们曾经与苏联有着剪不断的羁绊。

风云之变来得突然。1966年“破四旧”的口号在人声鼎沸中此起彼伏，李立三青年时代留给世人的那张“演讲者”照片，被贴上街头大字报，成了“个人崇拜”的反面教材。审查小组进驻家中，翻箱倒柜，连李莎珍藏的那本婚礼相册也被指为“苏修宣传品”。压力如潮水，不分昼夜地袭来，李立三旧伤复发，高烧、气急、吐血，直至生命走到尽头。

葬礼迟迟办不了，李莎心里清楚原因，口中却一句怨言都无。她每逢清晨都会把丈夫的照片端到窗前，轻声说俄语：“等一等吧，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这种等，从1967年一直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大变。1980年3月，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平反昭雪，并举行追悼会。通知送到家中时，李莎沉默很久，随后轻声提出：“我要在自己整六十六岁那天送他。”她说这是夫妻约定的生日礼物——“让他在那天重新‘归家’。”

组织尊重了她。于是，原本定在3月10日的追悼仪式改到了20日。那天，来自各部委的花圈摆满会场，老战友们有的拄拐，有的车椅，他们轮流走到灵柩前鞠躬。陈云轻抚灵柩，低声道：“老李，走得太早。”没人再提当年责难，历史的风雨仿佛在这一刻停歇。

仪式结束后，李莎取出那枚泛红的银戒指放进骨灰盒。那正是1936年莫斯科小巷里的婚戒，内壁刻着俄文：“愿与你共生”。她说自己并不擅长漂亮的悼词，把这枚戒指交给他，就算完成告别。

后来有人问李莎：“若时光倒流，你会选择另一条路吗？”她摇头，“命运写好就在那里，没必要改动。”这句话简单，却像是为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雨作了最凝练的注解。

李莎于2012年以九十六岁高龄离世，与李立三合葬八宝山。从此，那对传奇夫妻在故土长眠，再无异乡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