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初夏,延安窑洞外的山风依旧干燥。忙了一夜的李质忠捧着《哲学讲义》,挤出片刻闲暇靠在石阶上读书。刚翻到黑格尔那一章,远处一抹灰色身影走来——毛主席散步到此。见他瘦得衣衫空荡,手中仍捧厚书,主席略带打趣地提醒:“书能把人看好,也能把人看坏,你要当心哩。”一句质朴的关怀,成了这位机要骨干此后一生铭记的警句。
在外界眼中,他只是“译电员”“抄报员”,名字鲜少出现在报纸;然而,没有他的密码联络,中央决策无法瞬息传递。机要工作,技术性强,却必须绝对保密,因此多年来只能躲在历史背面。说它隐蔽,却决定生死成败;说它寂寞,却人才稀缺。李质忠正是那支“暗键”上的关键一环。
回望他的起点,要从闽西说起。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上杭才溪乡的岭和村,贫农李家添了男孩,取名李祖钟。父亲吃过不识字的苦,坚持让孩子读书。靠乡亲接济,他总算念完高小。纸墨的气味,让这位少年第一次感到出路不止脚下田垄。
时运来了。一九二九年秋,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重返才溪。枪声驱散了多年的闷热,也点醒了少年心中那点火苗。红色政权在家门口建立后,他报名加入少共组织,很快被派去做密写文书。字写得工整,保密意识又强,十几岁的孩子就接触到绝密文件,颇得上级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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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的机关迁驻瑞金。李祖钟随调叶坪,担任少共中央局密写文书。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被叫去向毛主席汇报。领导问:“家乡哪里?念过几年书?”他板着小脸答:“福建上杭,高小。”毛主席笑了:“字写得好,好好干。”那一刻,少年明白他会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同年冬,周恩来到瑞金主持中央局工作。一次散步,周恩来听到“李祖钟”三字,半开玩笑说:“这名像‘祖宗’,不吉利。”小伙子回去琢磨半晌,新名字“李志忠”跃然纸上。可重名太多,他又改成了现在的“李质忠”,寄望一生做事要“质朴”“忠诚”。谁料,这三个字竟伴他行走几十载风雨。
一九三四年春,密写室改编为中央军委机要科,他被调去当译电员。那一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电台、密码本、手摇发电机,“新兵”李质忠背在肩上,边行军边抄电报。铝饭盒碰撞水壶叮当作响,康克清见状笑他“身上挂铃铛”。绰号就此传开,连毛主席都跟着喊他“新兵”,一直叫到北平。
长征路上,机要工作常在暗夜进行。部队白天行军,他夜里守着微弱油灯译电。二万五千里下来,身材本就单薄,更显清癯。但在中央军委眼里,这个瘦小青年已是不可或缺。到陕西后,他升任机要科科长,掌管红军总通信的命门。
一九三七年六月,他在延安染上重症伤寒。高烧四十度,人事不省。外科医生摇头,连夜送病危通知。机要室同事担心传染,把他抬到城外一位老乡窑洞。毛主席得知后,坚持去看。推门见他满头冷汗,主席叮嘱:“要挺住,组织不会放弃你。”随即把给自己准备的鸡汤送来,又请傅连暲专门治疗。几周后,病情转危为安。李质忠从此把“责任”二字刻进骨头——机要不能断,人也不能倒。
延安岁月艰苦,四一年的粮荒尤甚。美国援华粮车被封锁,八路军供应骤减。李质忠熬夜译电、白天奔波,掉了十几斤肉。毛主席望着他发黄的脸色,当场决定:“搬来杨家岭,好好修养。”就这样,机要科划出一人,住进窑洞旁的小平房。闲时,他在院子里埋头阅读,偶有困意便枕着密码本打盹。那就是文章开头看到的一幕,才有了“你要当心”的提醒。主席知他好学,却更担心他“钻牛角尖”误了身体、也误了工作。
抗战后期,蒋介石停发经费,解放区的伙食日渐单调。机要员只能啃杂粮团子配野菜汤。有人揶揄:“搞密码的人,脑子最费电,却最缺油水。”李质忠却自嘲:“瘦身正好,跑起来轻快。”玩笑背后,压力全靠咬牙硬扛。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大军扑向延安。中央纵队开始西北转战。电台、密码室必须安全转移。李质忠带队拆卸、打包、运输,每连夜换三处驻地仍不停译电。各部队调动、物资接应、外事联络,不容有丝差错。赫尔利来访、马歇尔调停、国内外舆论,一条条密电,在他手中变作清晰电文送到中共中央案头。
几乎同期,他把自学的高中课程读完。灯下翻书,墙缝里塞着半包瓜子壳,是他给自己设的小奖励:遇到难懂的公式,算对了抓一枚。那份韧劲,让周围年轻人都跟着自学,机要科不知不觉成了延安最热闹的“夜校”。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新中国雏形已现,通信量激增。李质忠兼任中央机要处副主任,昼夜坐镇报房。北平和平解放后,他随机关迁入香山慈幼院。那时,他才三十四岁,头发却多了白丝。同志们打趣:“还当新兵吗?”他回一句:“新兵永远在路上。”一笑而过。
五〇年春,毛主席和朱德住进双清别墅。一天黄昏,主席让秘书叶子龙把“新兵”请来。寒暄过后,主席了解机要工作动态,又特意留他共进晚餐。半碗山药炖排骨,几粒花生米,已算奢侈。席间,主席轻声嘱托:“形势好转,莫松劲,电报比炮火更要准。”言短意长,击中要害。
五六年五月,广州。中央正在南方调研。毛主席点名带李质忠同行,既是工作需要,也含信任。一次交谈中,主席突然问:“想回家吗?”李质忠愣住,这才回想自己离家已二十五年,故乡只在梦里。主席爽快地掏出节余的住宿费,加上三百元稿费,塞到他手里,让他“替我向才溪父老问声好”。
那趟归乡,他不仅带回乡情,还带回毛主席亲笔写下的“光荣亭”三字。石碑立起时,才溪街头锣鼓乱响,老红军们抚着碑文掉泪。乡亲念着主席的嘱托,“革命传统”四字在闽西山谷间久久回荡。
此后,李质忠继续守着机要战线。建国初期,他协助周总理创立中央保密委员会,主持改进密码体制,引入新式密码机。抗美援朝前线,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指挥所的每一份电报,都经他领导的班子加密转送。许多急令在零点发出,仅凭极细钢针划开的胶片暗号,便传到前沿指挥所,炮兵得以及时校正射击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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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他从不肯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功绩。一次青年记者采访,他只说八个字:“机要无声,胜似千军。”采访稿几乎写不出料,只能作罢。直到八十年代,中央解密部分档案,人们才陆续知道“李质忠”的分量。
他性格淡泊,却对读书情有独钟。哪怕担任中办副主任,桌上依旧摞着厚厚原版英文电码学。夜深时,他会翻出毛主席那句提醒:“当心哩”,默念片刻,再继续钻研。或许,正是这种“半警示、半期许”的语气,帮他守住了机要人的初心。
一九九五年冬,李质忠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讣告中,他的职务写得简练,却特别标注“长期从事机要工作”。懂行的人读到这里,会心地低声一句:“这就够了。”
新中国早期密码事业的脊梁,并不在镁光灯下。一个背着铝饭盒叮当作响的“新兵”,在毛主席的信任与叮嘱中,完成了从普通译电员到机要局长的跨越。那句“书能把人看坏”似玩笑,却道破机要工作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要求;一句“你要当心哩”,更像千钧重担面前的轻拍肩膀。岁月远去,窑洞的山风早已变暖,但那句亲切方言仍回荡在历史静默的电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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