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助力企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研究

企业是经济运行中重要的单位及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企业的蓬勃发展既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国家税收的筹集，也关系到就业、创新等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关键领域。“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发展期。因此，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确保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十五五”时期企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变革

（一）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宏观环境的变化，对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以下挑战：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投资风险。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这导致企业的对外投资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受战争的影响，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增大了企业承担风险的压力，对外投资的预期减弱。此外，跨境投资与融资环境趋紧，企业“走出去”面临较高的制度摩擦成本和合规风险。

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获取受限导致产业链“脱钩断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但是，部分发达国家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实施技术封锁与产业链“脱钩断链”，阻碍了我国企业国际技术合作与创新升级，也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壮大。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增大了企业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国际环境动荡不确定性攀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约束企业跨境经营与资源配置能力，外部市场风险上升，全球需求波动加大，出口导向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增强。

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孕育新机遇。全球绿色转型与数字化浪潮加速，新能源、绿色制造、低碳技术与数字产品成为竞争焦点，为我国企业在绿色供应链、节能减排技术输出、国际标准参与等方面形成新优势提供了空间。

（二）国内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固、优势凸显，长期向好趋势未变，制度、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为企业发展筑牢根基。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企业主要面对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并行推进，企业在技术研发、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方面投入需求上升，但回报周期较长、风险不确定性较高。

第二，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复苏乏力与投资后劲不足叠加，限制企业市场拓展与盈利，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第三，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预期调整，也对企业市场拓展和盈利能力形成制约。

与此同时，“十五五”时期国内企业发展也存在许多机遇。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提速，为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供更清晰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空间，企业有望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突破并形成新增长极。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推进，跨区域要素流动和规则统一程度提升，将有助于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为企业规模化扩张与跨区域布局创造条件。三是新质生产力培育成为政策主线，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从“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系统优势”跃升，为专精特新企业、高技术企业和平台型企业提供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总体而言，“十五五”时期企业发展进入“外部风险上升、内部转型加速、政策导向更强调精准与协同”的新阶段，制度型保障和政策工具组合将有助于推动企业在稳定预期基础上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因此，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将有助于“十五五”时期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企业发展的作用路径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战略突出位置，明确其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核心定位。企业既是产业升级和技术突破的直接实施者，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载体。立足上述战略部署，财政金融政策精准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核心目标，综合运用税收调节、财政投入、政府采购、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工具，既靶向支持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又强化政策协同联动与制度型保障，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总体来看，财政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策引导、成本调节、资本形成和生态构建四条路径，形成相互衔接、协同发力的支持体系。

（一）政策引导作用路径

政策引导是财税政策支持企业发展的首要路径，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信号，引导企业调整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一方面，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财税政策清晰传递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及未来产业布局的战略导向，为企业发展规划调整提供明确预期。另一方面，政策引导还强调多种工具的协同运用。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产业共性技术攻关，推动企业在产业链协同中提升技术能力。通过上述机制，财税政策将国家产业战略有效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执行的发展方向。

（二）成本降低作用路径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普遍面临研发投入高、转型成本大、融资成本偏高等约束。财税政策通过精准调节成本结构，为企业释放创新和转型空间。一方面，聚焦企业创新研发、数字化绿色转型、融资运营等核心成本痛点，建立分层分类的精准施策体系。对行业龙头、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主体，通过“先投入后补助”等政策工具，减轻“卡脖子”技术攻关的前期资金压力；对中小企业则通过“六税两费”减免、转型成本专项补贴等政策兜底转型升级核心成本，破解“不敢转、没钱转”的困境。另一方面，借助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贷款贴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工具降低融资贵问题，同时优化税费优惠“即申即享”流程，减少政策兑现的时间与人力成本。通过精准纾解企业成本压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

（三）资本形成作用路径

资本形成是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和规模发展的重要保障。“十五五”时期，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周期长、风险高、资本耐心不足的问题，财税政策通过财政与金融协同，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持体系。第一，以财政资金为牵引，通过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平台发挥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向重点产业集聚，同时借助财政贴息、攻关专项资金等提供“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实施阶梯式资金支持。第二，通过创投投资抵税等税收政策降低创新融资税负，提升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形成行业内资金运用的良性循环。第三，构建多元化风险共担网络，通过风险补偿、增信支持等方式打消金融机构顾虑，撬动信贷资金投放，同时支持发行特色金融债券拓宽直接融资渠道。第四，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完善，推动长期机构投资者落实长周期考核、提高权益配置比例，引导“长钱长投”创新领域，最终形成全链条资本闭环，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持续资本动能。通过构建全周期资本支撑体系，为科技攻关和产业链关键环节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

（四）生态构建作用路径

企业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能力，也高度依赖所处的发展生态。“十五五”时期，财税金融政策通过生态构建路径，着力打造有利于企业成长和产业协同的制度环境。第一，在产业主体培育方面，通过企业梯队培育补贴、产业集群奖补等政策推动形成金字塔型企业梯队，借助产业链协同供应链金融贴息等方式强化上下游协作，降低产业整体交易成本。第二，在创新生态构建方面，依托创新联合体补助、孵化器税收减免等政策打造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促进企业深度融合；通过绿色制造补贴、环保设备抵税等政策引导企业节能降碳，培育绿色产业生态。第三，在要素与配套支撑方面，借助优化公共服务质量，加强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政策引导优质要素集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第四，通过财政定向投放与金融配套支持引导双向推进，构建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生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与安全水平。

总体来看，“十五五”时期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企业发展的作用路径，体现为以政策引导稳定预期、以成本调节释放活力、以资本形成夯实基础、以生态构建提升整体竞争力的系统性机制。这四条路径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成财税政策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闭环体系。

“十五五”时期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也是创新创造的核心载体，其发展质量的高低，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的成色与韧性。面向“十五五”，财政金融政策需实现从“减负”到“赋能”的跃升、从“普惠”到“精准”的转型，真正成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引擎。

（一）以“稳定预期”为导向，提升企业投资决策的政策确定性

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优惠多少”，而是“政策是否稳定、能否长期可预期”。一方面，对实践证明有效的创新激励政策，应提高制度层级与稳定性，减少临时性、碎片化调整带来的预期扰动；另一方面，推动税收优惠由“项目制、申请制”向“规则明确、自动适配”转型，通过明确适用条件、简化口径解释、统一地区执行标准，显著降低企业的政策识别成本与合规风险，使企业敢于做中长期研发投入与产能布局。同时，系统清理整合税收优惠政策，提升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清理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方向不符、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政策，将政策资源集中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绿色低碳转型、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等对企业长期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领域。

（二）以“现金流友好”为核心，降低企业经营与转型的综合成本

企业经营的真实痛点往往体现在现金流上。“十五五”时期财税政策应从企业现金流改善入手，强化对研发、数字化与绿色转型的精准支持，推动财政政策从“减税降负”进一步升级为“现金流支持”。一是优化留抵退税与税费缓缴等制度安排，结合行业特点与企业生命周期探索分级分类支持，使企业在扩产、技改、研发等高投入阶段获得更及时的税收返还与现金流补充。二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扩围提效，减少企业在材料准备、反复审核、跨部门跑动中的时间成本，让政策红利真正可获得、可兑现、可量化。三是强化转型成本补偿机制，对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中形成的设备更新、工业软件、节能改造等关键支出，形成税收抵免、财政奖补、贴息支持的组合拳，帮助企业把“转型风险”转为“转型收益”，提升企业转型的可行性与积极性。

（三）以“融资可得性”为突破，构建财政与金融相协同的企业信用增进机制

“十五五”时期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已从“融资贵”进一步演化为“融资难、耐心资本不足”。因此，“十五五”时期应把财政金融协同作为改革创新的重要抓手，但协同的目标必须落到企业端，让企业融资更容易、成本更可控、期限更匹配。第一，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引领作用。构建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设立融资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强化财政对融资担保机构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担保门槛与成本。第二，实施财政贴息及风险补偿双重保障机制。扩大贴息政策覆盖范围，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产业链协同创新的贷款实施差异化财政贴息。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财政资金与金融机构按一定比例分担企业贷款损失，引导金融资本下沉。第三，建立政策协同联动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纳税信用融资服务平台，将共享数据从纳税申报扩展至社保缴纳、公积金缴存、海关信用等全方位政务数据，精准识别企业融资需求，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

（四）以“创新效率”为主线，打通企业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的政策断点

针对企业创新中“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应完善差异化产业税收支持体系，推动税收优惠政策设计从研发端向应用端延伸，实现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在前端，加大对企业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与研发投入的税收支持，完善增值税加计抵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在中端，强化资金流保障，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与行业经营特点及企业生命周期相适应的分级定额退税制度，为持续创新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支持；在后端，强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如对技术转让、许可所得给予更优惠税率，落实和完善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投资抵扣适用范围和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创新。

（五）以“公平透明”为底线，强化企业权益保护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环境

企业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发展预期的核心前提。构建企业权益全链条保护体系，破除市场壁垒，营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安心发展的一流营商环境。第一，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税费优惠政策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地方自主制定优惠政策的红线底线，从源头上杜绝“政策洼地”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降低企业跨区域布局的合规成本。第二，提升执法统一性，完善政策口径解释机制，减少自由裁量空间，特别是在新业态、新模式领域应加快明确界定标准，降低企业在交易性质认定、税率适用等方面的合规风险。第三，强化企业权益保护与公共服务供给，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体系建设、合规辅导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提升企业创新成果的安全性与可预期收益，增强企业长期投入的信心与动力。

李旭红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段小龙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师

来源：新理财（公司理财）2026年1月刊

编辑：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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