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会快评｜人才评价引入“学术年龄”，缓解年龄焦虑

2026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青工委主任、同济大学国豪书院副院长任捷教授带来了一个建议：在评价体系中引入“学术年龄”。

任捷委员认为，目前，上海构建了多层次的人才计划与项目体系，其中不少有刚性的年龄限制，例如35岁、40岁等是被广泛设置的门槛。这些限制某种意义上是对青年人才的保护，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也会破坏青年人的成长规律，造成年龄焦虑，已经过了年龄限制的人则可能会陷入职业倦怠。

由此他建议，试点推行“学术年龄”与“生理年龄”并行的双通道资格条件。在项目申报指南中，将原有的单一条件“申请者年龄不超过X周岁”，优化调整为“申请者年龄不超过X周岁，或获博士学位不超过Y年（以首次获得全日制博士学位日期起算）”。

这一建议一经公布，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事实上，在学术评价时，以生理年龄为基点，更容易鼓励一种线性的“紧凑型”学术路径——本科毕业读硕士，硕士毕业读博士，尽可能压缩中间的停顿，才有可能在“青年人才”的竞争中占据年龄优势。

但在今天的学术生态里，路径其实也更为多元了。它可以是企业和高校之间人才的流动，也可以是在工作积累之后再次学术转向，甚至也可以是出于家庭等个人原因的暂时休整，等等。

这时，“学术年龄”的合理性就体现出来了，它把评价的起点从出生年份，转向获得学位、正式进入科研体系的时间，本身就是对学术规律的尊重。它承认科研并非越早越好，也不必都沿着同一节奏前进，而更看重对在学术领域深耕的意愿和能力，无论从何时起步。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下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探索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强化校企联合培养”，本身就意味着对单一、线性学术路径的突破。

“学术年龄”的引入，正好也为这种复合型成长路径提供了制度接口，让真正有意转向学术的人才少一些顾虑、多一些可能，比如一些企业员工，哪怕进入学术圈晚一点，但也不意味着就毫无优势。同时，这也能拓展科研队伍的来源结构，让科研生态在更开放、更耐心的节奏中，形成良性生长的空间。

而放在更大的语境看，这也属于今天整体“年龄松绑”的一部分。不只是科研，像是备受关注的公务员考试，也开始在年龄要求中适度保持弹性。比如2026年国考，年龄就放宽到了38岁以下，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上限更是提高至43周岁。

可见，这已经成了社会共识：让人们的成长节奏更松弛一些，不再被单一的年龄刻度反复催促。其实这也更符合现实——生活水准提高、健康状况改善，人的职业生命周期被显著拉长，学习、转型与再出发正在成为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评价体系也没必要停留在“早到早得”的逻辑中，“大器晚成”“瓜熟蒂落”也应当被允许。

当然，“学术年龄”能否实现，具体如何设计，划线到什么标准比较合适，这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探索。但这无疑是个对思路的提示：应当让青年人才更从容地规划人生，在更符合自身节奏的轨道上积累与成长。

澎湃特约评论员 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