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名将枪杀一少女，毛主席大怒：此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1937年10月初，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刚刚搬到延安凤凰山脚下，新砌的土窑洞里还残留着湿土气息。就在这座新法院挂牌的第三天，一份卷宗被紧急送到院长雷经天案头：凶手是红军老干部黄克功，遇害者是年仅十六岁的女学员刘茜。那一刻，没有人预料到，一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会把延安的革命纪律置于显微镜下。

在苏区和长征中拼杀出来的黄克功，出生于1911年，江西南康农家子弟。十五岁背起梭镖跟着红军闹革命，井冈山、赣南、湘江、乌江，枪林弹雨里他一次次负伤，又一次次冲锋。到陕北时，他已是脖颈伤疤纵横的“猛将”，年方二十六，却戴着三等红星奖章。陕北根据地缺少这样能打的干部，于是抗大把他留下当第十五队队长，专门给新到延安的青年讲战斗故事。

刘茜显得格外抢眼。这个从山西定襄一路风尘赶来的女学生，本名董秋月，出生于1921年。她曾在太原的女中接触进步书报，之后秘密加入中共。到延安后，她白天背枪操练，晚上捧书苦读，被公认为“年纪最轻，进步最快”。自带书卷气，笑起来却像村头清泉，一下就让不少男学员心里泛起波澜。

黄克功与刘茜靠讲长征故事熟识。最初的来往并不复杂：一方是久历沙场的英雄，一方是初入延安的姑娘，崇敬与呵护交织，很快发展出恋爱关系。然而相处半载，矛盾浮现。黄克功直率强势，喜欢用“革命老资格”的口吻指点对方；刘茜则更看重独立与学习。她写信回绝金钱和排场，劝黄把钱捐给前线：“国家危亡在前，岂可为私情荒废公事？”字里行间带着当时青年特有的纯粹。

秋风一起，组织机构调整。抗大第十五队整体并入新办的陕北公学，黄、刘被分到不同单位。书信往来日渐稀疏，关系的裂痕也随之扩大。坊间几句捕风捉影的话，竟让黄克功认定刘茜“移情别恋”。10月5日傍晚，延河边，月霜方起，黄克功掏枪逼婚。刘茜回绝，两声枪响划破夜色，这位少年女共产党员倒在河滩，衣襟被血浸成深褐色。

尸体翌晨被群众发现。验枪、勘衣、走访证人，一条清晰的证据链迅速锁定黄克功。抗大保卫处把他叫来谈话，警卫员耳语道：“枪膛里还有硝烟。”黄克功沉默良久，只回了一句，“我来承担。”短短八个字，是他在审讯前最后的辩白。

如何处置？边区高层连夜开会，意见对立激烈。有人强调功劳：红军三分之一的指战员是黄克功带出来的；也有人痛斥罪行：革命队伍要有纪律，无人可越雷池。罗瑞卿一句“法律若让位于功劳，谁还信法？”让会场陷入长久静默。与会者将讨论纪要送呈中央。

10月9日夜，窑洞的煤油灯彻夜未灭。毛泽东看完材料后，提笔疾书：“不杀不足以昭示党纪。”随即电复边区政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信封封口尚未干透，专骑奔赴陕北公学。

11日上午，公审大会在操场召开，数千名师生与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公诉人陈述案情，医师出示弹道报告。被告黄克功站在台上，神色苍白却未颤抖。“她违背婚约，侮辱革命军人。”一句辩解声量不大，却刺耳异常。雷经天当庭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行刑队押解黄克功走向东南坡。此刻，传令员翻身下马，把毛泽东信件递上。莫文骅代读：“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然其今日行径，失掉党的立场，失掉人的立场……如不严惩，何以示众？”字字千钧。黄克功听罢，垂首良久，旋即举目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子弹划破空气，尘埃落定。

黄克功死时二十六岁。彼时，八路军一二九师正鏖战山西，前线急缺炮火，可延安选择了法理而非纵容。这一枪不仅结束了一个功臣的生命，也确立了边区司法原则：功劳不能成为遮羞布，党员身份不能化作护身符。民主人士马叙伦在日记里写道，此案“使延安的法度得以昭彰，为将来奠石”。

刘茜被安葬在杨家岭西南的小山坡，墓碑由抗大师生合力凿刻，碑文只有八个字：“革命烈士刘茜之墓”。边区政府一次性抚恤家属五百银元，并按烈士待遇供养其母。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随后在抗大讲课，提出“革命、工作、学习三不碍”的恋爱观。他直言：“青年革命者，要先学会尊重同志，方能谈情。”讲台下，一群十七八岁的学员默默记下这句话。

同年冬，南京方面也发生了一桩震动舆论的军官杀妻案。张灵甫枪杀吴海兰，仅蹲了一年“带薪牢房”便重返战场。民国法律在权势面前显得形同虚设，报纸上甚至将其再度封为“抗日名将”。将两案并置，边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不再是标语，而是枪声落地后的冷峻现实。

1949年后，延安时期的这份卷宗被收入最高人民法院档案。档案目录上，负责登记的书记员特地在备注栏写下两行小字：党纪重于天，热血莫掩罪。七十余年过去，这段记录仍旧清晰。它提醒后人，一个执政党若要赢得民心，除了浴血奋战，更离不开对内部权力的自我约束。

黄克功的子弹结束了刘茜青春，也推动了边区司法从革命纪律迈向制度规范。法律的分量，就在那一声枪响里，让所有人明白：无论军功多大，逾越底线者必受惩戒。

枪声散去，延河水照旧东流。山风吹动松枝，似在叹息，也像在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