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在1988年的深圳，欲望像野草一样疯长，每个人都在这片热土上寻找着改变命运的机会。我背着蛇皮袋，怀揣着两千块钱盖房娶媳妇的梦想，一头扎进了这滚滚红尘。
在那暗无天日的电子厂流水线上，在那不到十平米、闷热潮湿的铁皮屋里，我遇到了红姐。她是我的师父，是我的房东，也是我那六年里唯一的依靠。我们像两只抱团取暖的蚂蚁，在这个冰冷的城市里搭伙过日子，有了肌肤之亲，有了夫妻之实，我甚至以为，这就是我要的一辈子。
直到1994年那个混乱的春运车站，当我们准备一起逃离这座城市时，一切戛然而止。在那个人潮汹涌的检票口，她把我推向了回乡的大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狰狞表情，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如同置身冰窖的话。
那句话，在那一瞬间击碎了我所有的美梦，也成了我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我用了半辈子才明白，那句话背后的真相，比我想象的还要残忍。
1988年的深圳，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尘土混合着海水咸腥的味道。
我叫阿强，那年刚满二十岁。我是被人像塞猪仔一样塞进大巴车，一路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才到的这里。老家的地不够种，我娘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老母猪卖了，换了路费，让我出来“搞钱”。我的目标很明确：攒够两千块，回家盖三间大瓦房，娶个媳妇。
下了车，我拎着那个泛黄的蛇皮袋，站在沙头角的街头，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挖坑，满大街都是说着听不懂的鸟语的人。
我进了“宏大电子厂”。这是一家港资厂，做收音机和随身听的主板。车间大得吓人，几百号人挤在一个大通间里，头顶上的日光灯白惨惨的，照得人眼晕。空气里全是松香和焊锡的味道，闻久了嘴里发苦。
我的工位在拉尾，负责检查焊点。这是个细致活，但我手笨。
“靓仔，你是来绣花还是来干活的？这块板子要是流下去，扣你三天工钱！”
说话的是我的线长。我吓得手一哆嗦，烙铁差点烫到指头。
旁边伸过来一只手，那只手不算细腻，指关节有点粗大，指甲修得很平整。她拿过我手里的板子，熟练地在松香盒里点了一下，滋啦一声青烟冒起，两下就补好了那个虚焊的点。
“别听那个四眼田鸡瞎叫唤，他就是欺负新人。”
我转过头，看见了一张不算年轻的脸。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皮肤不像那帮刚进厂的小姑娘那么水灵，眼角有点细纹，但眼神很亮，像是一把磨旧了但依然锋利的刀。
这是我第一次见红姐。
那天中午吃饭，我端着那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在食堂角落里蹲着。食堂的饭菜油水少，米饭里常掺着沙子。
红姐端着饭盒坐到了我对面。
“新来的？”她问，没抬头，筷子挑着碗里的青菜。“嗯。刚来三天。”我说。“哪里的？”“江西。”“哦，老表。”她扒了一口饭，“我湖南的。叫我红姐就行。”
我赶紧点了点头：“红姐好。刚才谢谢你。”
“谢什么。这厂里谁不是为了口饭吃。我看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要是被退厂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她把碗里的一块肥肉夹到了我碗里，“吃吧，长身体的时候，别饿死了。”
那块肥肉白花花的，看着有点腻，但我当时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之后的一个月，我成了红姐的“徒弟”。她教我怎么偷懒不被发现，怎么用最少的焊锡点出最圆润的焊点，怎么在发工资的时候去财务室不被那个更年期的会计骂。
那时候的电子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多男少。男工是大熊猫，但我这种没钱没势又木讷的男工，是大熊猫里的残次品，没人多看一眼。
只有红姐愿意跟我说话。
三个月后，发了工资。我拿着那三百块钱，激动得手都在抖。我请红姐去厂门口的大排档吃猪脚饭。
那晚风很大，吹得塑料棚呼啦啦作响。红姐喝了一瓶啤酒，脸有点红。
“阿强，你住哪？”她问。“宿舍啊。十二个人一间，臭得要命，晚上那是呼噜震天响。”我抱怨道。
红姐点了根烟。那时候女人抽烟会被人指指点点，但她不在乎。她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看我。
“我也住宿舍。那帮小妖精天天晚上聊男人，吵得我睡不着。”她顿了顿，把烟头在脚底踩灭，“阿强，想不想省钱？”
“想啊！做梦都想！”
“外头租个铁皮房，一个月六十。咱俩搭伙吧。”
我愣住了，嘴里的猪脚忘了嚼：“搭……搭伙？啥意思？”
“装什么傻。”红姐白了我一眼，“就是住一块。房租一人一半，三十块。我做饭，你洗碗。别的互不干涉。你是个老实人，我不怕你乱来。怎么样？”
我心里砰砰直跳。三十块钱能住单间，还能吃上家常饭，这账怎么算都划算。但我心里又有点别的念头，说不清道不明。
“行！我都听红姐的。”
1989年，我们搬进了那个铁皮屋。
屋子在城中村的深处，头顶是高压线，旁边是臭水沟。屋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个煤油炉子，啥都没有。
第一天晚上，尴尬得要命。
只有一张床。红姐从厂里捡回来一块大大的塑料布，那是包机器用的。她把塑料布挂在床中间，像是划了一条楚河汉界。
“过界你就死定了。”她在里面说。“我不动，我睡相可好了。”我缩在床边，大气不敢出。
夏天的时候，铁皮屋像个蒸笼。晚上热得睡不着，我们就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隔壁住的是一对四川夫妻，天天打架，打完了又在屋里哼哼唧唧。
这种声音听多了，是个男人都受不了。
那天晚上，台风来了。狂风暴雨砸在铁皮顶上，像是有几千人在上面敲鼓。屋里漏雨了，水顺着墙缝往里灌。
“阿强！快拿盆接水！”红姐喊。
我们手忙脚乱地接水，身上全湿透了。红姐穿着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湿了水就贴在身上，里面的轮廓看得清清楚楚。
我看着她，喉咙发干。
她正在擦头发，转头看见我的眼神，动作停了一下。外面的雷声轰隆一声炸响，灯泡闪了两下，灭了。
黑暗里，只能听见外面哗哗的雨声和我们俩沉重的呼吸声。
“阿强。”她的声音有点哑。“哎。”“你想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还没反应过来，一双热乎乎的手就摸上了我的脸。
那晚之后，中间那块塑料布就不见了。
我们成了那种关系。厂里人管这个叫“临时夫妻”。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说破。在这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两个人抱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冻死强。
但我当真了。
我是个农村娃，死心眼。睡了一个被窝，那就是我媳妇。
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红姐。
“你给我管着，我乱花。”我说。红姐也没推辞，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把钱一张张展平，叠好，塞进去。
“我给你记着账。你要是用钱就跟我说。”她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红姐很会过日子。她买最便宜的菜，却能做得很好吃。我的工衣破了，她给补得整整齐齐。我感冒发烧，她半夜起来给我熬姜汤，给我刮痧。
我越陷越深。
1991年的春节，我没回家。我想带红姐回去见爹娘。
“红姐，今年跟我回江西吧？我娘老念叨我对象的事。”我看电视的时候试探着问。
正在织毛衣的红姐手停了一下，针尖戳到了手指，冒出一粒血珠。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吮了一下，淡淡地说：“回什么回。路费多贵。一来一回几百块没了。”
“我有钱啊！这几年咱攒了不少了吧？”
“那是留着以后用的。再说……”她低着头，看不清表情，“我家里也走不开。”
“你家里到底还有啥人啊？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我有点急了。
这三年，她从来不提她的过去，也不提她的家。只知道她每个月都要去邮局汇款，汇多少，汇给谁，她从来不让我看。
“问那么多干嘛。吃你的饭。”她冷冷地把毛衣往旁边一扔，背过身去睡了。
那晚她背对着我，身体一直紧绷着。我想抱她，被她把手拨开了。
时间到了1993年。深圳变了样，高楼大厦像春笋一样冒出来。我们厂也扩建了，招了更多的人。
但我感觉红姐变了。
她开始变得神经兮兮。以前她下班了喜欢去逛夜市，买两块钱的发卡或者五块钱的丝巾。现在她下了班就钻进出租屋，把门反锁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怎么了这是？”我问她。“没怎么。外面乱，查暂住证查得严。”她敷衍我。
但我发现，她开始失眠。半夜我醒来，常看见她坐在床头抽烟，烟头一明一灭，照着她那张越来越憔悴的脸。
有一次，我提前下班回家，走到巷子口，看见红姐正在和一个男人说话。
那个男人穿着一件花衬衫，留着长头发，流里流气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他正拉着红姐的胳膊，红姐在拼命往回缩，脸上满是恐惧。
我火一下就窜上来了，抄起路边的一块砖头就冲了过去。
“干什么！放手！”我大吼一声。
那男人吓了一跳，松开了手。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让人恶心的笑：“哟，这就是那个……”
“阿强！别动手！”红姐猛地扑过来抱住我，把我手里的砖头抢下来扔掉。
“他是谁？他是不是欺负你？”我指着那男人问。
红姐脸色惨白，嘴唇都在哆嗦：“没……没有。他是问路的。是个疯子，别理他。”
她转头冲那个男人喊：“你快滚！再不滚我报警了！”
那男人嘿嘿笑了一声，眼神阴毒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红姐：“行，问路的。路我记住了，下次再来。”
说完，他吹着口哨走了。
那天晚上，红姐做了一桌子好菜，还买了一瓶白酒。她拼命给我夹菜，一直冲我笑，但那笑容僵硬得像是在脸上贴了一层皮。
“阿强，咱俩在一块几年了？”她喝了一大口酒，问我。“五年多了。快六年了。”我说。“六年啊……真快。”她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我的脸，“你都长出皱纹了。刚来的时候，还是个愣头青。”
“红姐，咱结婚吧。”我抓住了她的手，“我有力气，能干活。虽然现在钱不多，但我会对你好的。咱不在厂里干了，回我老家，包个鱼塘，日子肯定能过好。”
红姐的手颤抖了一下。她看着我，眼泪突然就流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哭。
“阿强，你是个好人。真的。”她抽泣着说，“但我……我不配。”
“说啥傻话呢！啥配不配的。我就认你。”
她没再说话，只是那天晚上，她疯狂地索取，像是要把这辈子的力气都用完。半夜，我迷迷糊糊感觉她在亲我的额头，但我太累了，没睁眼。
如果那天我睁开眼，或许我就能看见她在收拾东西。
1994年春节前夕，厂里没什么订单，开始放长假。
那段时间，那个花衬衫男人又出现过两次。每次都在远处看着，不靠近。但我能感觉到红姐的恐惧，她甚至不敢去买菜。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红姐，咱回家吧。今年必须回。”我下了决心，“票我都买好了。大后天的车。”
红姐看着那两张车票，发了很久的呆。
“好。”她终于说了一个字。
那两天，我们开始收拾行李。那间住了五年的铁皮屋，东西其实不多。红姐把那些破破烂烂的锅碗瓢盆都送给了隔壁的老乡，只留下几件衣服。
“钱呢？”我问，“这几年攒的钱，咱们得带回去。”
红姐身子僵了一下，她背对着我，声音有点发飘：“钱……我都汇回去了。你也知道，家里……”
“全汇了？一分没留？”我有点不高兴，“那我那份呢？那是给我娘看病的钱，还有盖房子的钱！”
“阿强！”她转过身，声音尖利，“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人跟你回去还不行吗？钱以后再挣不行吗？”
我被她吼愣了。这么多年，她从来没对我发过这么大的火。
我看她眼圈红红的，心里一软。算了，钱没了再挣，只要人在一起就行。
“行行行，不要了。咱回家。”我走过去抱她。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靠在我怀里，身体硬邦邦的。
出发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
我们提着行李去了罗湖汽车站。那年春运简直是灾难，人多得像是要把车站挤爆。到处都是扛着麻袋、背着背篓的人，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叫骂声响成一片。
我们要坐的车在最里面的站台。
“你在检票口等着，我去买点水。”红姐把行李往我脚边一放。“我去买吧，你看着行李。”我说。
我站在原地等。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过去了。
广播里开始喊：“去往江西吉安的旅客请注意，班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我慌了。我拎着行李，踮着脚尖往厕所那边看。人太多了，全是黑压压的脑袋。
“红姐！红姐！”我扯着嗓子喊，但声音瞬间被嘈杂的人声淹没了。
就在我急得想冲去找她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个花衬衫男人。
他就站在候车室的大门口，嘴里叼着烟，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他身边还站着两个穿着黑皮衣的壮汉，一脸凶相，正在人群里扫视。
我的心咯噔一下。他们是在找红姐？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红姐。她躲在一个垃圾桶后面，脸色煞白，头发散乱。她显然也看见了那几个人。
她看见了我。
那一刻，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恐惧，有不舍，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决绝。
我扔下行李，拼命向她挤过去。
“红姐！快走！车要开了！”我喊道。
她没动。她看着门口那几个人越来越近，突然咬了咬牙，没有往我这边跑，反而站直了身子，朝着那几个男人的方向走了两步，把自己暴露在他们的视线里。
“红姐你干嘛！你疯了！”我冲到了她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跟我上车！”
可红姐下一秒的举动却让我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