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钩沉：为革命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

1968年7月28日，正当那场轰轰烈烈的十年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两封“革命群众来信”，《解放日报》的编辑给这两封革命群众来信加上了一个《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放松》的标题，并配发了如下的一个充满时代气息的、火药味十足的“编者按”：

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决不是个人生活小事，而是关系到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习惯的大间题。它对革命、对生产、对家庭、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都起着直接的影响。今天上海皮鞋厂两位革命造反派战士的来信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

最近以来，有些单位对这项工作有所放松，特别是有的医疗部门竟不愿向群众宣传，不肯贯彻计划生育措施。这是对革命事业、对群众利益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引起卫生领导部门的重视，加以改正。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也是一场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个问题来捣鬼，向革命群众散布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因此，我们不仅要同自己头脑里的旧习惯势力作斗争，而且要提高警惕，把那些躲在背后捣鬼的阶级敌人一个个地揪出来。

这两封革命群众来信，一封是上海皮鞋厂两位革命造反派战士写来的，另一封则是署名为“陈群”的医务工作者的来信。两封革命群众来信的全文分别如下：

编辑同志：

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抓与不抓计划生育后果大不一样。拿我厂女工最多的缝纫车间来说，过去由于没有认真抓好这一工作，妇女中病假人员多，家务负担重，关心政治人少，车间生产效率低，经常出现停工待料现象，严重影响其他兄弟车间的抓革命、促生产。

后来，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抓了计划生育工作，经常地、反复地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并采取了不少措施，几年来取得了很好效果。

由于生育有了计划，孩子和家务的牵累少了，现在这个车间的女工都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在阶级斗争女和生产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生产任务月月超额完成，并且保护了妇女的身体健康，减轻了精神上以及经济上的负担。

现在有的同志认为，目前文化现大革命已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重要时刻，抓革命，促生产还忙不过米，哪有闲空来抓计刘生育工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计划生育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抓好了这项工作，就能保证女职工的身体健康，使她们更好地把精力用到抓革命促生产方面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皮鞋厂两个革命造反队员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最近在联系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单位对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工作比较重视。他们通过开办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与此相反，有些单位却对计划生育工作贯彻不力。有的医务人员不愿耐心宣传，不肯负责作技术指导。今年四月，宝山县顾村公社有六个产妇，产后到一个医院要求作绝育手术，这个医院竟以拒绝。陪同的生产队干部一再要求予以照顾，他们仍不背答应。最后，他们向县领导部门反映，医院才勉强的替她们做手术。事后，个别医务人员还大为不满，骂生产队干部多管闲事，气得六个产妇都哭了。

计划生育工作，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和医疗部门能对此引起视，切实把它抓起来。

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计划生育这么一件日常工作，竟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谆谆告诫革命群众要防止“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个问题来捣鬼，向革命群众散布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

当时的上海静安区江宁街道发现有人对知识青年散布“早谈恋爱，早结婚，早享乐”的思想，便认定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的罪行”，并进行了揭批。

川沙县合庆公社(今属浦东新区)有个人大骂上门作节育动员的干部，有关部门便“抓住这个活靶子，挂上黑主子，开展革命大批判”。

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定调，为特殊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平添了几分威严和紧张，现在回头审视再看，似乎多少有些荒谬不堪，但在当日却是丝毫马虎不得的政治任务。

1968年1月19日，《支部生活》1968年第2期刊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提倡晚婚的通知》：根据市妇联革命造反兵团、市卫生局机关七兵团以及卢湾、普陀、杨浦、黄浦、南市等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反映，最近以来，本市人口的出生率有显著上升，早婚的也多起来了。1967年的出生率比1966年增长50%左右，结婚数增加一倍左右。

又据1968年8月28日《支部生活》第56期《进一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去冬以来，早婚现象增多。各区、县人口出生率均有较明显的上升。如出生率一贯较低的黄浦、静安两区，今年3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全市城镇人口出生率1968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24%以上。

其实早在运动开始前的1963年，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就成立(后来各区也相继成立了同类机构)，并明确晚婚年龄为市区男性30岁左右，女性25岁左右；农村男性25岁左右，女性23岁左右。生育则提倡“少、稀、晚”,即生育子女数控制在2~3个以内，每胎间隔4~5年，初育妇在26岁以上。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1973年12月，上海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成立，并对“晚、稀、少”作出明确规定：晚婚男性为25周岁，女性为23周岁；二胎间隔4年，最多生两个孩子。

十年运动结束后的1979年8月，上海市革委会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给予奖励的政策。1981年8月，上海市政府修订了有关规定，正式提出“严格控制第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