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毛主席悔叹：不改国名就能顺势将其收复

1965年秋，纽约东河畔的联合国大厦外飘着细雨，临时搭起的雨棚下，一群记者围着“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追问两岸席位问题。镜头闪个不停，然而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人们更关心的却是另一件大事——新中国何时才能真正“入联”。从那一刻起，围绕“国名”与“代表权”的暗战就像绵延多年的绳结，越系越紧。

在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国名到底该叫什么，争论就已点燃。彼时，筹备新政协的会上，有人主张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理由简单：这个国号已经用三十八年，海内外知名度高；更重要的是，只要冠以这一名称，台湾当局要再打出“正统”旗号就没了抓手。但更多代表担心沾染旧体制痕迹，力主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数轮唇枪舌剑，会议最终删去“民主”二字，采用今天的国号。看似技艺上的小改动，却埋下了之后二十余年风云变幻的伏笔。

进入六十年代，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正从“岛链封锁”转向“选边下注”。对华政策犹豫不决的华盛顿，一边在越南深陷泥潭，一边要维系对台的承诺。为了阻挡北京进入联合国，美国先是把恢复中国席位的议题一次次推迟，又在规则上动手脚，硬是把普通提案抬高到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老资格外交家王炳南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几乎年年报到，却年年被拦在门外。”十年时间，新中国代表权像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国际政治中的冷与热，在楼道里、酒会上、走廊的闲聊间悉数上演。

可形势终究在变化。1970年，加拿大与我国建交，赞成票突破半数，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力量转而松口，亚非拉国家更是把“拥华”当成争夺殖民话语权的象征。美国意欲再筑“第三道防线”——让“两个中国”同时存在，以分化北京与台北。对此，毛泽东一句话斩钉截铁：“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可以等一百年，却绝不搞两个中国。”立场说到底，就是主权不能切割。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全会表决。投票牌起落间，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2758号决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代表团被要求“立即退出”。会场内，美国代表把耳机重重摔在桌面；会场外，新华社的电报急速飘洋过海抵达中南海。周总理当即召集会议，讨论是否赶赴纽约。有人担心准备仓促，未必稳妥，电话铃声忽然响起，“为什么不去？人民抬我们进去，不去就脱离群众。”毛主席的声音洪亮而急切。决定就此拍板。

匆忙组建的代表团临危受命：乔冠华为团长，黄华、耿飚、陈楚等老练的外交官连夜赶至首都机场。飞机滑行的灯光映在机身上，照亮了每个人激动却镇定的眼神。临行前，周总理只交代八个字：“遵照主席指示，沉着应对。”11月15日，在上万面彩旗的海风中，五星红旗首次升起于联合国总部，这面旗，由纽约一家旗帜店通宵赶制，第二天一早才送达。工作人员挂旗时，现场没有欢迎乐队，甚至没有中国记者，但那一瞬，全世界都看见了，一个“缺席”多年却愈显重要的名字，重新写入了国际秩序。

与此同时，北京的夜灯亮到很晚。关于“如果当年国名不改”的话题，再度被高层提起。周恩来拿出1949年那份尘封的“国号对照表”，上面仍能看见用毛笔圈出的几个选项。毛主席沉吟良久，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是当初直接叫中华民国，现在就能顺水把台湾接过来了。”这番“悔叹”并非轻飘之语。熟悉内情的人都清楚，他的考虑至少有三点——民族认同感、国际法地位以及对岛内民众的心理效应。

先说民族认同。四十年代末，许多普通百姓对于“中华民国”的称谓已习以为常。倘若新政权保留此名，并在宪法层面确认全中国、包括台湾在内，既可在情感上抚慰岛内华人，也方便瓦解蒋介石“正统”自居的宣传。其次，国际法上，倘若新政府继承“中华民国”名号，联合国席位原本无需经年争夺。西方国家纵有芥蒂，也得承认“一衣带水还是同一国”的事实。最后，岛内社会即便存在政治对立，但对“中华民国”旗帜仍有传统情结。继续使用这一国号，等同于在对岸提前插上一面共通的旗，既冲淡了所谓“新旧政权对立”，也为今后的和平解决留下接口。

然而，历史从不接受假设。新中国选择了“人民”二字，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强调，也是对旧政权腐败形象的决裂。客观上，这让北京在国际场域必须分辩“两个中国”的假命题，也使台湾在数十年里有了操作“中华民国”符号的空间。1971年投票的一刻，台北当局将代表权拱手让出，但在岛内仍继续打着原有国号自称“合法政权”。这场名分的拉锯，由此从联合国大厦转移到台海两岸的政治心理战。

有意思的是，1973年以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陆续发来通知，邀请北京派员接管原本属于台湾的席位与资产。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个会标换上“五星红旗”，国际舆论已把“中华民国”默认为历史名词。可在东海对岸，那面青天白日旗依旧飘扬。事实证明，一个名称的力量远超想象，既能加固身份，也能成为藩篱。

1975年春，周恩来在病榻旁与来访的乔冠华谈及此事。乔冠华记得，总理声音虽已沙哑，却依旧带着往日锋锐：“国际舞台上，我们赢了许多，可在台湾问题上，还欠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正是跨越海峡的政治共识。倘若国号没有更改，或许对岸更难自立旗号；但若不更改，又如何体现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出的历史断裂？两相权衡，当年多数代表宁可面对日后棘手的外交挑战，也要用崭新国号宣告“旧时代终结”。

资料显示，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末再次提到国名时，已较少使用“懊悔”一词，而是更看重现实——既定之路既有成本，也有收益。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仅三年里就有数十个国家与北京建交，外交版图呈几何倍数扩张。如果仍叫“中华民国”，在意识形态对垒最激烈的冷战高峰期，能否获得第三世界的情感认同，未必乐观。换言之，历史选择总伴随取舍，没有绝对的应许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风云岁月里的每一次谈判，都不仅关乎国名或者席位，更关乎大国博弈格局。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华时，车窗外是北京初夏的灰蓝色天空，他随口对乔冠华说了一句：“恐怕还得等一年。”话音未落，不到百日，联大表决逆转，美国自称“外交败绩”，基辛格本人也不得不在飞机上摊开电报对助手苦笑。国际政治的微妙转折，往往就发生在咫尺之间。

掐指算来，台湾退出联合国距今已逾半个世纪。那张写着“中华民国代表团”的铭牌，早被尘封于东河畔档案库。它提醒世人，一个名字既可能是锁链，也可能是钥匙。毛主席当年的一声“要是国名不改”，不是简单的懊悔，而是对国家统一大业不同路径的战略设想。只是历史方向已定，波澜也渐沉，真正决定两岸命运的，从来不是抽象的名称，而是实力、民心与国际格局在长期交织中所锻造的合力。

或许这正是历史的吊诡：当年投下那张支持票的非洲小国，今日名字已从地图上消失；而横亘在海峡之间的隔阂，却依旧等待被跨越。名字是旗帜，也是承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曾经的“中华民国”，都在提醒世人——中国的统一不只是文件上的一行字，更是百年巨变中那条最曲折却也最坚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