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缝合“一江一河”是城市空间与文化的融合

2026年1月30日，“澎湃下午茶”上海“两会”专场在上海报业大厦举行。本次下午茶以“缝合与融合：一江一河的未来”为题，聚焦黄浦江、苏州河两条上海母亲河，做好“水文章”，讲好“水故事”。本篇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作家陈丹燕女士的发言精要。她认为“一江一河”滨水空间的发展，也是市民公权利逐步获得和实践的过程。未来，“一江一河”更应深度“缝合”，拉近城市空间与心理距离，将水岸打造成承载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上海市人大代表、作家陈丹燕

城市的发展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上海的“一江一河”，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也寄托着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江一河”的缝合，城市空间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每一步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付出。未来，上海将成为一座令人向往的水岸城市，而“一江一河”也将成为这座城市一张耀眼的名片。

滨江岸线：市民公权利的实践与教育课堂

“一江一河”的相关工作早在2003年就已起步，那时我第一次拍摄纪录片，当时就已经涉及黄浦江更新的话题，但彼时的工作更多是走一步看一步，缺乏系统规划。直到2016年，我跟随人大进行视察，才真切感受到“一江一河”建设的丰硕成果。那时候我已经完成了黄浦公园的历史撰写，要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上海的公共岸线空间还不到2公里，而那次视察我们一口气走了20公里，当时内心满是震撼。

撰写外滩三部曲期间，我查阅了工部局董事会的全部档案，只要有相关记录，我都逐一研读，之后还专门整理了一套资料汇编。其中有一段记载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一位苏格兰商人出身的工董说，“我们必须建造这座公园，倘若没有它，上海不过是一座丑陋的港口城市，我们几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这便是黄浦公园建设的初衷。

而这座公园的诞生，还伴随着上海市民为争取入园权利的抗争，直到1926年，中国人终于得以自由进入这座公园。我查阅了1925年至1926年关于公园贯通的所有报道，看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北华捷报》上用英文撰文发声：“我们一定会遵守城市规则与游园规则，不光脚进公园，不在公园长椅上睡觉，不带狗进公园。进入公共场所是纳税人的公权利，我们理应享有这份权利。”

不得不说，当时那些能够用流利英文为中国人争取权利的知识分子，实在令人敬佩。他们的诉求有理有据，这场争论也成为上海公权利普及过程中极具分量的一次实践。其实，侨民群体同样需要公权利的普及，他们初到上海时，往往带着高人一等的心态。1917年前后，这场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上展开的讨论，也有侨民参与其中，这对整个城市规则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即便如此，也远不及2017年岸线贯通时的意义——当20公里的公共岸线向市民全面开放，那种喜悦与自豪，实在难以言表。

我刚出版的新书《河流研究》记录了过去20年间关于江河保护与发展的各类讨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相关探讨，一个重要背景是，我从2018年开始就持续提交议案，核心诉求是：如此珍贵的江河资源绝不能被破坏，要抵制商业冲动的侵蚀，必须为公众保留500米的公共岸线距离，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立法保障。

陈丹燕新书《河流研究》。 张云坡 图

整个立法过程得到了人大诸位代表的鼎力支持，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发声、联合提案。我去看常委会投票表决，看到这项法律全票通过时，内心满是欣慰与激动。之所以如此重视这项立法，是因为上海从本质上是一座经济性城市，商业冲动往往难以仅凭情感与公心加以约束，必须依靠法律的刚性力量。

这项法律不仅保障了专家学者提出的200-500米公共岸线距离这一基础要求，更明确了公众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规定了岸线全年向老百姓自由开放的天数。要知道，上海的滨江岸线风景绝佳，曾有国际品牌提出要在这里举办走秀活动，而一旦举办此类商业活动，相关岸段就会被封闭。如果岸线频繁被商业活动占用，公众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就会受到侵害，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岸线的大部分时间应向公众开放，而不能被商业冲动所左右，这也是立法中必须坚守的原则。

从2017年至今，我在滨江岸线观察了整整10年，只要有空就会去走走看看。我发现，一个良好的物理公共空间，对市民而言就是一座生动的公权利教育课堂。滨江岸线规划了慢跑道、步行道、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但由于我们过去缺乏系统的城市规则教育，再加上“一江一河”沿岸的标识系统不够清晰，导致部分市民使用时有些“放飞自我”。

市民在上海浦东南浦大桥旁的滨江景观水域内骑行锻炼。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不过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面对这么漂亮的堤岸，市民们都保有一份珍视。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在慢跑道上骑自行车，上前提醒“这里是慢跑道，不能骑车”，对方没有丝毫争执，立刻下车道歉说“不好意思”。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完善标识系统的想法——由于岸线漫长且分段管理，比如黄浦区和虹口区的标识各不相同，市民和游客常常走到一处就不知道该往哪走。

滨江岸线的建设，是上海作为“公民城市”迈出的重要一步，需要每一个人去守护；同时，每一个人也能在岸线的保护与使用过程中，学习如何成为现代公民，懂得自身拥有哪些公权利，以及如何保护公权利不被他人侵害。从这个角度来说，滨江岸线是我们城市迄今为止最好的公民教育课堂。

串珠成链：拉近城市空间与心理距离

谈到“缝合”城市空间，我非常认同它关乎心理层面感受。我曾提出远期可考虑恢复花桥的设想。为什么花桥如此重要？因为当每个人走过这座桥时，都能清晰感受到“我正身处城市的中心”。就像圣保罗的桥梁，一旦踏上，就能望见另一处知名景点；站在泰晤士河的桥上眺望两岸，那种对城市的感知会完全不同，这种体验对游客而言尤为特别。

花桥能带来的心理感受是独特的：站在桥上，你能真切感受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联结，感受到城市核心水系的魅力——吹着水上的风，欣赏着两岸的灯火，会由衷觉得这座城市对自己充满善意，每一次往返都像是在接受城市的款待。我拍摄纪录片时，曾在黄浦江上乘船取景，当岸边灯光亮起，那种美丽让我感到自豪——这条河流实在迷人。一座桥，也能让人们在更高的视角欣赏这份美景。

如果目前建设花桥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我们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案。比如建造缆车，类似伦敦眼的设计，让人们可以慢悠悠地乘坐缆车过江，核心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欣赏江河风光，感受城市水系带来的历史感、时尚感，以及与世界接轨的开阔感。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改造轮渡。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那里的轮渡是全球游客必体验的项目。当地的轮渡并没有做成豪华邮轮，而是保留了朴素的风格，成为游客感受当地市民生活的最佳载体——它离水面非常近，有时浪花会溅到衣服上，这份与水亲密接触的可爱体验，正是因为它融入了城市多年的生活肌理。对轮渡的改造，要突出其功能展示，让它兼具游船的观赏价值。目前黄浦江的游船线路正在拓宽，计划延伸至定海桥和徐汇两端，这样能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两岸风光，而横向拓宽的游船线路也会十分美观，这种改造同样能实现心理层面的“缝合”。

游客乘船游览黄浦江夜景。视觉中国 资料图

如果以上方案都暂时无法落地，一个更便捷的选择是利用已开通的地铁11号线。11号线的龙耀路站附近是西岸大剧院，再往前一站东方体育中心站就是前滩太古里，那里有极具氛围感的书店和电影院。我们可以借鉴伦敦地铁贝克街站的设计思路，完善沿线标识系统，再在相关站点附近增设码头，就能实现便捷连接。

这些方案无关经济利益，核心是如何让游客、想要休闲消费的人们更顺畅地在城市中流动。我这次跟随人大调研时发现，西岸梦工厂已经成为上海新晋网红打卡点，仅次于新天地，以及外滩、豫园这些老牌地标。而前滩太古汇的品质毫不逊色，入驻了很多成熟的奢侈品牌，路易威登集团的老总对上海充满热爱，他表示，商业体的培育需要时间，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流导入，培育就无从谈起。

上海，夜色中的Gate M西岸梦中心滨水平台。视觉中国 资料图

其实两者的业态互补性很强：西岸梦工厂聚集了很多年轻、平价的品牌，餐饮等消费场景也更贴合年轻人的需求；而前滩太古汇则主打高端奢侈品牌，拥有优质的商业资源。如果能通过地铁或轮渡线路将两者连接起来，既能为前滩太古汇导入人流，也能拓展西岸梦工厂的消费场景，对浦东和西岸的发展都大有裨益。在轮渡和游船还未延伸至徐汇滨江的当下，推进这种横向的“缝合”连接，是非常务实且便捷的选择。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还是建设花桥，彻底将这两个重要的经济体连接起来，让浦东、浦西通过花桥实现一体化融合。届时，这里既有剧场、书店、电影院等文化场所，又有高端奢侈品和年轻潮流品牌等商业业态，将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城市综合体。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推动有关部门落实这项工作。

城市文化：“缝合”需要久久为功

我所说的“缝合”，更多是指文化层面的融合。目前上海的城市硬件设施已经相当完善，文化层面的需求提出后，再配套建设相应的硬件，比如增设轮滑桥，并不需要大规模拆迁住户，也不会影响岸线的贯通，可行性很高。

这类城市建设是长期工程，我查阅过东京河的立法历史，从开始立法到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整整用了86年。所以我们要有长远的心理准备，这项事业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的持续努力，但这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迈出第一步。

我始终认为，没有必要要求一代人做完所有事情，但每一代人都必须有所行动。我们每个人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承担使命，能为城市发展做一点推动，就应全力以赴去做。慢慢大家会逐渐意识到，这些努力都是在为城市积累宝贵的遗产，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传承这些遗产。

世博会期间，我是唯一一位全过程记录志愿者工作的作家。那段经历让我深受教育：一旦上海这座城市拥有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就能创造出伟大的成就；而市民也有着极强的耐力，能够包容建设过程中暂时的不便。这些都源于早年上海市民为了不到2公里的公共空间而进行的抗争，那份对城市的热爱，早已埋下种子。拥有了公共空间之后，我们更要用心守护，这正是上海城市精神中最可贵的部分。

所以，我们能做什么，就应该去做，正所谓“积跬步以至千里”。最重要的是不要停下脚步，只要持续前行，总有一天会实现目标。而我们这座城市的目标，就是打造一座独具特色、享誉世界的水岸城市。这一目标并非遥不可及，但需要我们付诸实际行动——如果只是空谈而不实践，只会贻笑大方。

我们需要相互配合，不必担心后续无人接手，未来一定会有更多人继续这项事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们需要时提供支持。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无论身份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市民，作为知识分子，都应秉持这样的担当。至于功绩归属，自有公论。我在植物园的经历让我深受启发：那里的植物学家们极具远见，他们种树时会规划好周边环境，因为知道一棵树要生长200年；如果在一棵树下再种另一棵，一百年后必须砍掉其中一棵。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规划时非常惊讶，植物学家解释说：“我们的生命有限，但树是活着的，要为它们的长远生长考虑。”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讨论江河对城市意义的核心所在——不能只考虑当下的利益，更要为城市的未来负责，让这些宝贵的资源能够茁壮生长，而不是被短期行为破坏。如果只为了眼前的美观而盲目“种植”，一百年后就不得不被迫面对“砍伐”的局面，这样的短视行为不可取。

澎湃新闻记者 王俊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