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月刊丨中美体系竞争下加快构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美体系竞争下的

中国战略突围路线图

编者按

中美体系竞争进入深水区，美国已将与中国的关系从“经济接触”转变为“战略竞争”。对中国而言，2026—2030年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虽然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但中国战略机会窗口仍在。面对内生结构矛盾和外部严峻环境，中国如何实现战略突围？由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在经济界、科技界、战略界均有深度耕耘的知名学者，在中美体系竞争的大背景下，阐述中国如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形成创新生态与人才机制等重要领域的突围，从而扩大并确立中国在全球科技和标准体系的话语权。

黄群慧

■黄群慧 梅建昊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积极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战略之举。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面对中美博弈，我国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一定要巩固拓展产业体系优势、破除产业发展遇到的瓶颈制约、补强产业体系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对美国制造产业体系发展状况的基本认识

总体而言，美国制造业规模优势显著衰减。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产业基础空心化和制造业外流现象明显，中小企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本世纪的头十年对美国制造业来说尤其具有毁灭性，从2000年到2010年间，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三分之一。在2007—2010年美国经济衰退期间，超过75%的制造业生产职业就业减少。2010年至2020年间，美国经济逐步基本恢复。然而，制造业生产岗位的增加未能弥补过去流失的生产岗位。此外，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就业份额从生产职业转向其他职业类别，如商业与金融、管理和工程。特朗普政府滥施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宣称这将把制造业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事实上关税反而削弱了美国制造业。

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旨在提高美国制造业规模优势，但正在严重损害其长期形成的全球化合作的体系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实现追赶、并跑乃至领跑提供了窗口期。一些研究指出，2025年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对高工资、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商比低技术、低薪资的企业和产品线更依赖进口材料和零部件。例如，化工和制药企业33%的投入品和设备依赖进口；运输设备制造商的进口比例为27%。对这些投入品加征关税，很可能推高美国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的成本，削弱这些产品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导致就业岗位减少，最终损害相关行业工人和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若特朗普关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回流中国制造来降低对华依赖，则此举实属本末倒置。实际上，美国高科技制造商仅有2.2%的产品和材料来自中国。其主要依赖对象实为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与这些地区建立了稳健的高科技制造协同生产体系。提高贸易壁垒可能对美国跨国公司造成极大损害。

图片来源/ 新华社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突出优势与关键短板

中国产业体系最为突出的优势在于其制造业不可比拟的规模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5年居世界首位，其增加值总量占全球超过30%，大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之和，虽然近些年存在“去制造业化”的趋势，但占国内GDP之比还在24%左右。

（一）中国产业体系在制造业完整性方面优势突出，但也要高度重视产业转移的影响

中国所拥有的由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构成的工业体系，已经涵盖了联合国工业分类目录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唯一拥有全门类的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随着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制造业外包至发展中国家，导致产业体系空心化，资本从实体大规模流向金融市场，出现脱实向虚现象。因此，中国在加快补齐产业短板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劳动力成本提升、地缘政治冲击可能带来的产业转移的影响。

中国产业体系先进性得到显著提升，但在基础性、原创性、前沿性技术创新方面仍有不足。根据测算，在全球26类代表性制造业中，中国约40%的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其余部分产业的先进性仍需提升，关键在于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0.85%增长到2024年的1.82%，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然而，中国科技研发投入的增长主要始于本世纪初，累计投入总量与国际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再加之总研发经费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重依然较低，与美国等科技强国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十五五”时期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

中国产业体系安全可控，但存在“核心能力短板”和“基础能力短板”。得益于完整的产业体系支撑经济内部可循环，相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较小，再叠加近年来贸易战和科技战推动企业供应链国产化，对外进口依赖程度降低，产业体系总体安全可控。但部分关键产业仍存在“短板”，例如芯片产业，2024年芯片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但进口额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高端芯片的对外依赖度依然较大。总体而言，中国大部分产业安全可控，但仍有部分产业存在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问题。

（二）中国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在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传统产业具备较好的国际竞争力，例如在船舶产业，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全球商用货船在中国制造的比例从1999年的5%激增至目前的50%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造船业快速衰落，美国政府希望重振本国造船业，但面临劳动力短缺、产业链断裂等问题。“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得到快速发展，部分产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中国在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通信设备等产业处于领先位置，2025年“新三样”，即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的出口额达到1.28万亿元，同比提高28%。产业体系中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比持续提高，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超过17%，比“十三五”末提高5.3个百分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应对部分国家技术封锁、贸易壁垒高筑和规则话语权争夺带来的挑战，在加快技术突破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产业链协作、标准制定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持续提高，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未来要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向价值链更高端延伸。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76.6万亿元，增长5.0%，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68.8万亿元，占GDP比例54.6%，连续9年超过50%。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5万亿元，服务贸易规模居全球第二，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是“十五五”时期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举措，以港口服务为例，虽然我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老牌港口，但盈利能力相对较低，以自动化提升效率、数字化优化资源、智能化拓展空间、绿色化着眼长远，这将有效提升服务业效益，推动其优质高效发展。

（四）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但在部分重要领域同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

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电力输送网，建成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京沪高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标志性重大工程。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综合交通运输协同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农业和水利基础设施抵御重大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各类基础设施协同不够。以算力网等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我国存在高端智能算力芯片“卡脖子”、智能算力规模低于美国、算力资源分散等问题。

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方向

（一）在战略导向上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逐步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全面优势

在稳定制造业合理规模基础上，强化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技术优势，逐步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模优势＋体系优势＋技术优势”的全面优势。“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强化先进制造业骨干作用。总体目标是制造业规模稳定在世界第一位置，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和占国内经济增加值比例保持在25%以上，在制造业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面实现质的突破，培育出自己突出的“技术优势”。这样我国制造业会具备“技术优势＋规模优势＋体系优势”的“全面优势”，从而形成自己在世界制造业体系中独特的核心能力。在这种“全面优势”下，我国制造业相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呈现一定“成本劣势”，但保证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体系优势”，相对于美国虽可能呈现一定的“技术劣势”，但保证具有绝对的“规模优势＋体系优势”。

具体而言，围绕着制造业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要求，一是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等制度；三是要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四是要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五是因地制宜推进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以国家标准引领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二）进一步强化制造强国战略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作用

“十五五”时期要制定实施新一轮制造强国战略规划。制造强国战略需要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推进实施，关于制造强国建设的统筹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政策体系内涵，应包含战略先导产业的技术和市场领先、极端压力情形下的制造业运行安全以及高强度创新驱动发展三个维度要求。其中，实现战略先导产业领先是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其政策要点是在构建全球技术共同体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中国市场需求的独特性重新定义根技术和主导设计，为推动全球新兴技术突破贡献中国力量；产业链安全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基础，其政策要点是根据“底线安全”原则培育基于未来技术的完整产业链，并加快构建高效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高强度的创新驱动发展是制造强国的前提，其政策要点是构建“创新友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竞争范式实现激励相容的转变。

（三）统筹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推进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从关键的技术创新维度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以基于技术成熟度不同划分为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深度升级三方面主要内容，这需要针对技术特性有区别地统筹设计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着力点。例如，未来产业技术路径尚未明晰，需依靠大量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进行大规模试错探索，此时应强化竞争政策，鼓励创新活力。产业政策可发挥方向引导作用，如政府基金作为引导基金，而非大规模直接投入；新兴产业其技术方向和路径相对明确，更为重要的是推进实现规模化发展，政府应在产业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尽快规模化，同时在市场相对成熟以后，补贴支持政策必须及时退出，避免政策性原因导致的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和内卷行为；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术标准引领作用突出，产业政策应聚焦标准引领及配套鼓励智能化、绿色化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政策推动。

（四）着重提升产业体系协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协调性体现在不同产业的协同发展，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的合作，以及生产要素的协同。中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已形成一大批产业集群，但产业的集群化、融合化发展程度仍有不足，需要着重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和产业生态，推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高效激活新质生产力。此外，政府还要围绕高质量发展制定差异化考核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对平台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力度，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开放性展现了一个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和融合程度，以及与其他产业体系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高水平的开放有助于营造集聚全球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一流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有助于在推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包容性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成果应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确保经济增长的公平分配。为此，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发展的同时，必须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与科技向善，应对其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与就业结构变化等问题，从而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五）积极实施“人工智能＋”战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十五五”时期，必须积极实施“人工智能＋”战略，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这是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技术先进性的关键路径和突出标志。进一步加快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要针对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原材料、能源电力、消费品等重点行业，构建重点行业大模型和工业知识库，以场景应用为牵引，大力发展智能产品，以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实现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特别重要的是，“十五五”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积极探索有效投资机制，加大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健全大型科学装置和公共科研平台投资和协调利用机制，协调布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推进“连接+算力＋大模型”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

（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工业基础能力大幅提升

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推进关键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基础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原材料、核心基础工艺、行业技术基础等方面制造能力的突破，这要求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衔接好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和聚焦产业基础发展重大需求。通过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有效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尤其是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要聚焦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集成各类创新资源，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优化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从教育、科研、人才一体化入手健全全面支撑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议“十五五”时期要将基础研发费用占整体研发投入比例从“十四五”期末的8%提高到15%，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从目前的4%提高到5%。另一方面，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改善企业创新生态位，拓展生态位宽度，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

（黄群慧，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梅建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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