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月刊丨中美体系竞争下中国战略突围须战胜三大挑战

中美体系竞争下的

中国战略突围路线图

编者按

中美体系竞争进入深水区，美国已将与中国的关系从“经济接触”转变为“战略竞争”。对中国而言，2026—2030年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虽然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但中国战略机会窗口仍在。面对内生结构矛盾和外部严峻环境，中国如何实现战略突围？由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在经济界、科技界、战略界均有深度耕耘的知名学者，在中美体系竞争的大背景下，阐述中国如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形成创新生态与人才机制等重要领域的突围，从而扩大并确立中国在全球科技和标准体系的话语权。

孙学工

■荣晨 孙学工

当前，中美体系竞争日益深化。2026—2030年将成为我国打破外部遏制、实现战略突围的关键窗口，必须高度重视“脱钩断链”升级风险、内部发展失衡风险、制度创新滞后风险。这三大风险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加剧内部矛盾，内部增长乏力放大外部冲击，而制度创新滞后则直接影响风险应对效能，一旦形成共振，可能引发影响发展全局的复合型危机。

因此，必须以底线思维定盘、以系统观念谋局，着力对冲外部风险、优化内部结构、强化制度支撑、协同风险防控，构建相互衔接、一体联动的应对体系，动态提升我国发展的韧性、活力与主动权。

图片来源/ 新华社

“脱钩断链”升级的挑战

美国对我“脱钩断链”呈现升级态势，从贸易摩擦向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及规则排斥等全方位延伸，以“小院高墙”“去风险化”等策略，构建排挤我国的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

（一）美国两党对我技术封锁战略目标一致但战术有差异

拜登时期（2021—2025年）对我技术封锁具有精准化、联盟化、长臂化、价值观化特点。精准打击，以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为目标，构筑“小院高墙”；协调盟友，依托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多边机制，推动盟友协同围堵；长臂管辖，扩大“实体清单”与“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域外效力，胁迫第三方断供；价值观包装，将技术竞争塑造为“民主对威权”的叙事，以道德外衣争取舆论支持。

特朗普时期（2017—2021年及2025年以来）则凸显单边主义、极限施压、交易思维、议题联动。单边施压，以高关税捆绑经贸与科技问题实施宽泛打击；政府对抗，通过行政令与立法将科技安全全面国家安全化；侧重交易，政策服务于短期交易，强调“美国优先”；议题联动，将技术问题与经贸、金融、人权等议题挂钩进行“混合威慑”。拜登侧重长期化、体系化的盟友网络构建，追求可持续压制；特朗普更依赖单边高压与短期博弈，政策摆动大、不确定性强。尽管手段不同，两党在遏制我国高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上高度一致。

展望未来五年，美国可能进一步扩大技术封锁范围，向上游延伸至EDA软件、核心IP，向下游覆盖高端应用市场；并在新兴技术标准制订中提前“排华”，试图系统性削弱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与产业链地位。

（二）美对我交替使用“卡脖子”“锁利润”“控生态”等手段

美国对我科技竞争是战略遏制与商业利益交织的复杂博弈，其策略呈现“限制”与“放开”交叉使用特征，主要体现为三类精准化操作。

“卡脖子”式限制。在能够直接制约我国尖端技术发展的关键领域实施严格封锁，例如禁止向我国出口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及A100、H100等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

“锁利润”式放开。在保持明显技术代差且具备显著商业利益的领域，采取选择性放宽管制。例如允许英伟达向我国市场销售性能受限的H200等AI芯片，一方面使美国企业维持在我国市场的收入与持续研发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性能管控，限制我国产业获取顶尖算力，迫使我国长期停留在应用层和中低端技术环节。

“控生态”式打击。通过将我国企业排除出其主导的技术生态系统如谷歌移动服务GMS、关键开源社区等，削弱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迫使其承担高昂的独立生态建设成本。这种“收放结合”的动态策略，本质上是美国在最大化遏制我国技术进步与最小化本国企业损失之间寻求平衡，是一种长期维持其技术霸权与全球供应链主导地位的“精准商业打击”。

（三）美通过供应链重组、资源替代削弱我反制能力

当前，美国着力推进以“去风险化”为名的战略调整，其核心目标是系统降低对我依赖，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和原材料等战略性领域削弱我国的影响力。美国加强本土战略储备与循环利用技术研发，从结构上降低对我国稀土的依赖，使我方资源优势的杠杆效应逐步减弱。与此同时，美国大力推动“友岸外包”与“近岸外包”，引导制造业产能向印度、越南、墨西哥等被视为“低风险”的经济体迁移，以削弱我国经济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联。

内部结构失衡的挑战

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均、新旧动能转换不畅、宏观债务高企及人口结构变迁四重压力相互交织。

（一）分配结构失衡导致供需不匹配和消费不足

分配结构失衡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导致消费不足。作为消费主力的中低收入群体受限于收入水平，消费能力难以释放。二是加剧供需错配。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导致部分中低端消费品产能过剩，而一些高端消费需求外流严重。

（二）新兴动能与传统动能转换仍存挑战

传统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综合成本上升、环保约束增强及全球价值链地位亟待突破等多重挑战，以往依赖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特别是房地产业正处于周期性下行与结构性调整叠加阶段，其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以及对关联行业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均发生深刻变化。此外，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虽具备长期潜力，但仍面临技术迭代快速、国际竞争加剧、产业链关键环节薄弱以及潜在重复建设等风险，其产业成熟度和市场竞争力仍需较长时间培育。

（三）宏观杠杆率持续高企成经济稳健运行隐患

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宏观杠杆率持续处于高位。企业部门债务压力依然显著，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需高度重视，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处高位。这些均持续抑制消费能力与信心恢复。

（四）人口结构变化是制约长期发展的深层压力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进程加速、劳动力规模缩减与区域分布失衡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对“十五五”时期及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系统性压力。

制度创新相对滞后的挑战

我国需要在社会保障、财税体制、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大改革与创新力度，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与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如果改革滞后将影响长期增长的内生动能，也弱化风险应对能力。

（一）社会保障制度需进一步提升保障水平

我国已建立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做到全民覆盖。但保障水平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对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首先，需要缩小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差距，特别要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水平，此外要提高制度与灵活就业等新形态的适配度。其次，医疗保险制度保障水平有待提升，需切实解决大病患者负担重等问题，要加强医保与医疗、医药体系协同，提升保障效能。再次，适应人口形势变化生育支持政策应加力。最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覆盖需扩面。救助标准偏低、范围有限、精准度不高，城乡之间不平衡；福利制度多聚焦特殊群体，普惠性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二）财税体制改革紧迫性上升

地方财政体制有待完善。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虽有所降低，但收入收缩的影响仍在持续。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14.7%，连续4年下降，较2021年下降超过50%。地方税体系亟待建立，缺乏稳定主体税种制约地方公共服务能力与治理自主性。产业支持政策精准度不足。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例，虽力度空前，但政策红利更多被大型企业获取，广大中小企业受制于核算门槛与合规成本，实际受惠面有限。

（三）创新等领域相关制度仍存短板

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有待提升。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在30%左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科研经费管理“重投入、轻产出”，人才评价“唯论文、唯职称”现象依然突出，尽管研发投入已超3万亿元，但因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影响了创新积极性。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环境需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需加大。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亟待深化。

加快构建“四位一体”应对体系

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精准施策，构建育动能、强保障防风险的一体应对体系，着力筑牢外部防线、破解内部矛盾、提高支撑能力、强化机制建设。

（一）自主多元反制并举，筑牢外部安全防线

聚焦外部“脱钩断链”风险，构建以自主可控为核心、多元合作为路径、反制威慑为支撑的战略布局。攻坚核心技术，集中资源突破芯片、人工智能等“卡脖子”领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聚焦成熟制程芯片国产替代，力争2030年芯片产业整体国产化率显著提升，关键领域自给率达到行业预期水平。多元布局产业链，深化“一带一路”合作，鼓励企业以“中国+N”模式建立海外基地；优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产业集群。掌控战略资源，加快稀土产业整合与升级，完善战略储备与出口调控，拓展海外资源供应。实施精准反制，重点打击美国对我依赖度高的行业和企业，如农业、半导体设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协调配合，形成反制合力。

（二）统筹推进结构调整，培育动能增强韧性

针对内部失衡风险，聚焦四大结构实施系统性调整。优化收入分配，通过税收调节、健全工资增长与社保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力争2030年其占比超50%、居民消费率达55%以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支持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升级，力争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30%，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到80%以上。化解债务风险，严控并有序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重点防范房地产、地方国企等领域风险，优化宏观杠杆率结构。改善人口结构，加大生育支持，发展托育服务，力争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超20%，实施延迟退休，加强教育培训与人口流动引导。

（三）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战略支撑能力

聚焦制度短板，推进关键领域系统性创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推进财产税等调节性税种，健全地方税体系，提升财政政策协同效能。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有序放宽准入限制、破除行业垄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提升医保报销比例与服务效率，完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网络。完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研项目管理与人才评价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积极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

（四）构建风险防控机制，提升系统应对能力

针对风险交织叠加，构建跨领域动态防控机制。体系化监测预警，整合多部门资源，构建覆盖经济、金融、社会、科技等领域的风险指标系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实时监测与预警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协同化研判处置，完善跨部门风险研判与会商机制，形成风险识别、评估、处置的闭环管理，健全重大风险应急响应体系，强化事后评估与动态优化。实战化底线预案，针对各类极端情景制定分层分类应对预案，加强常态化应急演练，统筹战略物资储备与关键技术资源保障能力。多元化国际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荣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孙学工：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咨询部主任、研究员）

总 监 制丨王列军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王 彧 杨玉洋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