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月刊丨王勇：中美体系竞争下中国应扩大全球规则塑造的话语权

中美体系竞争下的

中国战略突围路线图

编者按

中美体系竞争进入深水区，美国已将与中国的关系从“经济接触”转变为“战略竞争”。对中国而言，2026—2030年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虽然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但中国战略机会窗口仍在。面对内生结构矛盾和外部严峻环境，中国如何实现战略突围？由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在经济界、科技界、战略界均有深度耕耘的知名学者，在中美体系竞争的大背景下，阐述中国如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形成创新生态与人才机制等重要领域的突围，从而扩大并确立中国在全球科技和标准体系的话语权。

王勇

■王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亦经历着深刻重构，其内在逻辑从单纯技术指标的比拼已经快速演进为“技术”与“制度”双维的系统性博弈。在科技竞争的大国博弈中，规则话语权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制高点。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不仅重塑了生产方式，更在深层次上催生全球治理规则的重构。这些前沿领域往往处于规则“真空期”，谁率先制定标准与规则，谁便能占据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的全球制高点，赢得战略主动权。

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虽然我国在诸多关键技术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科技硬实力显著增强，但是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规则话语权却严重滞后，这种“硬实力提升”却“软话语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经常受制于西方主导的既有标准体系，严重制约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主动权与战略回旋空间。如何破解这一瓶颈难题，已成为我国亟待回答与解决的时代命题与当务之急。

图片来源/ 新华社

全球科技标准与治理的新战场：格局与挑战

（一）当前美国及其盟友在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及其盟友凭借长期技术优势与体系化运作，在国际规则制订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通过历史建制长期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关键机构中担任要职，掌控国际话语权，形成体系化的隐性控制。此外，它们还以“价值观联盟”推动规则的武器化，近年来形成从多边平台转向拉帮结派地构建“小圈子”的趋势，例如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芯片四方联盟”等机制，将技术标准、出口管制与政治议题绑定，意图构建排他性体系。在此基础上，一些发达国家形成了“标准—产业—市场”的闭环优势，主导国际标准为其技术和产品扫清全球市场障碍，并催生更先进的产业生态，巩固后的产业与技术实力又反过来支撑其在下一代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二）中国的制度话语权短板与提升紧迫性

中国在科技领域正面临“技术突破、规则被动”的突出窘境，核心短板在于制度性话语权的系统性不足。尽管中国在5G、高铁等领域实现技术领跑，但由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仍然偏低，导致我国企业与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与被动局面。

外部压力体现为严峻的“规则围堵”，美西方利用其先发制定的治理标准，对中国企业进行系统性限制。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企业出海常面临依据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等境外法律的算法审计与数据本地化要求，这类“合规性遏制”迫使企业调整其技术架构、承担巨额成本，使原本领先的技术因规则不适配而丧失国际市场的主动发展权。

提升规则话语权具有空前战略紧迫性。规则话语权是技术成果全球化、产业链向高端攀升的核心保障。缺乏规则话语权，则中国技术优势将难以持续，“增值而不主导”的风险增大。当前，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市场规模和人才优势，为将产业实力与科技实力转化为国际标准优势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但是关键在于必须将规则塑造提升到与核心技术攻关同等的战略高度，这才能最终决定技术突围成果能否转化为国家的持久竞争优势。

中国在制度竞争中的战略路径：内外协同突破

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综合比较优势，通过内外联动、双向促进，尽快扭转在国际科技与标准体系中的话语权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加速构建与我国科技产业的实力及需求相匹配的国际性制度话语权体系。

（一）国内层面：以制度创新为根基，打造可推广的“中国实践”

作为科技大国、产业强国、贸易强国，中国有条件有实力通过持续提升自身的制度创新能力在实践中形成科学、透明、可操作的全国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规则，进而将成熟有效的国内制度有效推广转升为国际性规则，将那些本就引领世界的科技与产业的双重“中国实践”打造铸就成中国的实质性国际话语权。

试点先行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式。对于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科技创新示范区等应同时承担“国际制度试验田”的功能。例如在数据治理领域，可探索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与跨境流动“白名单”机制；在绿色低碳领域，试点新能源汽车碳足迹核算、光伏产品全生命周期环保标准，等等；在海南岛、香港、上海浦东等旨在进行国际化制度实验的行政地区，要更加注重在知识产权保护与标准制定的机制衔接。然后及时总结提炼这些试点经验，转化为可复制推广的国际制度规范。

建立统一协调的国内标准体系是增强制度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需增强国内各地区各系统间的协同性，尤其是针对当前部分领域标准分散、产学研用脱节等问题，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的协同发展，形成覆盖从技术创新到市场应用的全链条标准生态；另一方面需增强国内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协调性，鼓励支持行业协会组织国内机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交流，学习国际经验，架构国内制度与国际体系之间的桥梁，不断提升将“中国规则”转升为国际制度话语权的能力。

（二）国际层面：积极参与构建全球规则体系，增强规则制定影响力

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地融入并影响全球规则体系，推动将技术领先和产业优势转化为规则主导权。必须意识到构建国际规则话语权是一项需要将科技实力、产业水平、制度理念与传播效能同时进行有效整合的系统工程。

在现有国际技术标准组织的参与方面，应高度重视ISO、IEC、ITU等规则博弈的关键国际平台，着力培养成批次的兼具技术专长与国际沟通能力的专家进入这些组织的决策层及技术委员会，在5G、人工智能伦理、量子通信、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力争主导或至少深度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

在与发达国家交流合作方面，应充分利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与部分领域的技术优势，求同存异，积极寻求与各发达国家共同利益点，开展务实的技术合作并扩大市场开放，化解少数发达国家对中国恶意打压的企图。同时，中国需积极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多元化的话语传播机制，以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话语方式，阐明“技术中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规则理念。

在与发展中国家交流合作方面，应充分利用好全球南方的国际组织，发挥“一带一路”优势，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同步推进“技术输出”与“标准输出”。一方面，在跨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将中国高铁、光伏、特高压等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另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优势产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应同步推进中国在这些产业相关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共同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推动形成更加均衡包容的规则体系。

（三）全球治理层面：推动多元协同，贡献中国方案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中国应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促使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制度主张转化为广泛国际共识。

在科技治理领域，针对技术霸权与阵营分割风险，中国应倡导建立“开放、公平、包容”的科技合作规则，反对将技术标准政治化、科技合作意识形态化。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主动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形成技术伦理与风险治理的共同框架。

在数字治理方面，面对规则碎片化挑战，中国可继续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基础，推动构建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国际数字治理框架，细化数据主权、跨境数据流动、平台责任等议题的务实解决方案。同时积极协助发展中国家加强数字能力建设，推动全球数字规则更加均衡包容。

在绿色治理领域，中国应围绕碳中和目标深入参与碳核算、绿色技术认证、可持续金融分类等国际规则制定，使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需求得到充分体现。针对某些国家借绿色标准设立贸易壁垒的倾向，中国可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符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制度方案，反对绿色保护主义，并推广中国在新能源、节能降碳等领域的可行标准与实施经验。

政策建议：构建规则话语权提升的保障体系

（一）强化标准化组织参与保障

首先，加大财政支持，完善激励机制。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机构给予资金补贴与政策倾斜，重点支持5G、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的标准研制与国际参与，降低市场主体参与国际规则博弈的成本；将国际标准制定等成果纳入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的绩效考核体系，激发各方动力。其次，实施国际组织人才专项计划。定向培养兼具技术功底、法律素养、外语能力与国际沟通经验的复合型标准人才，建立专家储备库，常态化向ISO、IEC、ITU等核心国际组织推送关键岗位人选，提升议程设置能力与表决国际影响力。最后，建立国内标准对标与升级机制。统筹开展重点产业国内标准与国际主流标准的比对评估，加快国内先进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化的前置准备，消除内外标准衔接障碍。

（二）加快制度型平台建设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全球科技治理、数字规则、绿色标准等高规格论坛与研讨会，打造常态化中外规则对话机制，推动标准互认、监管互信与经验互鉴。建设标准转化平台，打通“技术创新—标准研制—产业应用—国际推广”全链条，建立国家级标准转化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标准翻译、合规认证、国际提案辅导等一站式服务。构建国内制度创新联动平台，加强企业界、科学界、政策界的沟通联动，建立试点经验汇总、提炼、推广的统一工作机制，形成可对外输出的系统性“中国制度样板”。

（三）创新国际合作机制

深化多边合作，依托金砖国家、上合组织、G20、联合国相关框架等多边平台，联合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起科技治理、数字治理、绿色治理规则倡议，推动形成多元包容的全球规则体系、反对意识形态化与冷战思维、反对阵营化。拓展双边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规则培训、技术帮扶、标准共建等定向合作，将标准援助纳入对外援助与“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以务实合作培育中国规则的国际认同基础。建立标准输出与产业出海协同机制，将高铁、光伏、新能源等优势产业的海外布局与标准认证、体系对接同步规划，实现“项目落地、标准落地、规则落地”一体化。

制度竞争是技术突围的“隐形战线”

技术硬实力与制度软规则的双重博弈是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轴，而制度竞争同时还是我国实现技术突围的“隐形战线”。制度优势虽不直接产出芯片或算法，却从根本上决定了技术研发的方向、成果转化的路径以及利益分配的格局。技术优势若无法转化为制度优势，则极易被锁定在既定体系的价值链下游，陷入“增值而不主导”的泥沼。因此，科技突围必须在持续实现技术突破的同时，尽快加大在制度和规则创新方面的投入，将产业规模与市场优势的硬实力有效及时地转化为国际规则制定的软实力，积极深度参与并塑造全球规则体系，以大国的责任担当共同倡导开放包容、公平普惠的国际治理新秩序。唯有首先在战略上将规则塑造至少提升至与核心科技攻关同等的重视程度，才有可能推动科技硬实力与制度软实力的同步提升与相互促进，才能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让中国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中成长为未来全球科技与产业的关键定义者与引领者。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总 监 制丨王列军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王 彧 杨玉洋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