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浦安修访问遵义，点名要见孔宪权：老彭在世时多次提到他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黎明，黔北群山寒气逼人。红三军团十二团的侦察参谋孔宪权拖着一条受过旧伤的腿，在山石间匍匐穿行，前方就是决定命运的娄山关。硝烟扑面而来，他心里只有一句话：务必探清敌情，让大部队顺利突进。

山道窄得只能一人通过，侧身是深壑，抬头是乱石。探路小组悄悄前伸，寒风中传来敌兵粗哑的口令。孔宪权用树枝在地上画出火力点，低声嘱咐：“距关口三百步，敌机枪两挺。”短短几秒，前沿部署就清晰呈现，他转身下山报信。这样的奔走，他在长征途中干了成百上千次。

二十分钟后，团长谢嵩带队疾驰而上，冲锋号声压过枪炮，十二团顶着弹雨接替十三团稳住关口阵地。敌军三次反扑皆被击退，最激烈的一轮里，孔宪权带着不足五十人的突击队直插黑神庙。他挥动手枪，短促怒喝：“给我上！”数十米的距离，泥泞里跌倒再爬起，子弹嗖嗖贴耳而过。第三次跃进时，他右腿中弹，疼得发狠，却还把最后三发子弹都送进敌群。钟赤兵带着增援赶来，才把他抬下火线。娄山关最终攻克，遵义城门户洞开。

这场仗让孔宪权彻底失去了完整的右腿，他却赢来一个至高评价。彭德怀向毛主席汇报时专门提到：“这个孔权，要不是受了重伤，将来够得上带一军。”身为红三军团长，彭德怀赏识部下从不吝啬，但能被他屡屡提名的实属凤毛麟角。

光阴一晃，已经到了新中国三十五年。贵州遵义城外，旧时羊肠小道早铺上柏油，曾经的炮火声早成风声。九月三十日傍晚，六十六岁的孔宪权正在院中修理一把锄头，县人武部突然派人送来电报：京城有贵客，并指名要见他。老人愣了半晌，随即想到一个可能——这事多半与“老彭”有关。

十月一日午后，秋阳明媚。遵义宾馆西楼二层，门一开，一位头发花白却神态矍铄的老太太迎面而来。孔宪权惊喜地脱口而出：“团长夫人！”——他记得，当年行军间歇，浦安修来队探望丈夫，自己曾给她端过热水。浦安修微微一笑：“德怀生前常说，真要办事，就去找孔权。”这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从侦察兵到彭总的传令排长，孔宪权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早年他叫孔权，湖南湘乡贫农子弟。十六岁闹饥荒，为一碗红米饭投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抓了张辉瓒，少年战士尝到胜利滋味，也埋下了血性种子。

然而文化水准低，总闯祸。一回接令只认得“守”，误把“撤”当“固守”，连队差点全军覆没。事后顶头上司痛斥，降他为普通战士。另一回更险，他午后喝了几口自酿米酒，误了报时，被彭德怀当众怒骂撤职。“你要是误了大事，我饶不了你！”据老兵回忆，彭总的那股火气，能把人顶到墙角，连空气都滚烫。可骂归骂，第二天彭德怀照旧把他叫去研究地图，硬朗里透着器重。

长征途中，红军最缺的不是勇敢，而是情报。为了藏住身份，孔宪权换上土布衣，背篓里塞根大烟杆假装盐贩子，插几片茅草遮枪管，照着当地腔调含糊其辞。队伍摸黑前进，他身影时常消失在山坳，却总能带回一叠盐号、渡船时刻表，甚至躲在敌后小旅店里图记山川。赤水河四渡、乌江天险，这些惊险的跃迁背后，有他的脚印。

娄山关负伤后，红军特批他就地养伤，不惜留下三百多块银元、两名勤务员和一张“照相机吓阻令”，将他寄养在毕节大户宋少前家。二十个月卧床，腿短去一寸，走路一拐一瘸。其间，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暂时停火，贵州当局劝降旧部。孔宪权却被宋家劝住：“你走了，我怎么向红军交代？”他只得继续隐姓埋名。就这样，一个曾在战地纵横的侦察参谋成了“孔跛子”，靠砌墙糊口。

因为是老红军，乡亲们对他另眼相看。有人病了，竟来讨他穿旧的草鞋烧灰冲水，信得真。有人逢年过节送柴送米，只盼听他讲一段长征故事。说到雪山草地，说到腊子口，他抬头望向远山，沉默半晌，才挤出一句：“那是真刀真枪换来的命。”

一九四九年末，解放大军渡江正酣。报纸上出现“杨勇”“苏振华”等熟悉名字，孔宪权忍不住提笔写信。信寄出不久，两封回信先后飞到贵州，“老孔，想不到你还在！”字字真切。随后，黄克诚也递上证明，为他恢复党籍。身着旧军装的孔跛子，被请进县政府，任第七区副区长。当街宣读任命那天，围观乡亲直呼神奇：原来“菩萨”转眼成了大官。

在区里，他却更像个老兵：拎着拐杖，走遍山湾，摸清土改难点、灾情冷暖。令他最上心的事，是修缮红军旧址。遵义会议会址破败多年，墙皮脱落，桌椅散失。地委想找个熟人主持抢修，众人异口同声：找孔宪权。于是，一九五一年，纪念馆筹备处成立，他任秘书，后升馆长。

办馆之艰苦，外人难以想象：资料散佚、实物失踪、经费拮据。孔宪权拄杖跋山涉水，带队跑遍川黔滇五十余县，敲锣打鼓到村寨搜寻遗物。有人拿出破旧羊角号，他卯上劲磨了三天，吹出一声哨响，当地老人眼圈发红，说“就是这号曾把我们从田里叫到红军炊事班”。那一年，一千多件文物被一件件登记入册。

一九五八年秋，他进京汇报筹建进展。见到朱总司令时，老首长拉着他的手反复叮嘱：“馆办好了，后代就记得这段苦日子！”彭德怀更是让秘书找来写着“要听听孔权的意见”的纸条。毛泽东后来挥毫写下“遵义会议会址”，并嘱咐好好保存。那几个大字，如今仍高悬在红墙灰瓦之上。

时间来到一九八四年，浦安修率北师大党委考察团赴黔，意在搜集彭德怀长征时期的史料。抵遵义前，她对随行干部说：“我要先见一个人——他叫孔宪权。” 得知老战友尚健在，她甚至没住进贵宾楼，而是提议直接去“孔区长”的旧居。考虑到礼节，地方同志安排在宾馆会晤。

“老彭说过，你是敢打硬仗的人。”浦安修的话，让已退休的孔宪权眼眶泛红。他取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当年侦察线路、军团番号、甚至粮秣分配。那是他用左手练了十几年写下的回忆。老人翻到一页，指着娄山关示意：“那天的血，还在这里。”众人默然，唯有窗外树叶沙沙作响。

访谈结束，浦安修道别时握住老人的手：“你的事迹，我要带回北京，让更多年轻人知道。”两双布满老茧的手相扣良久，无需多言。那天之后，孔宪权又开始整理档案，誓要把记忆留下。

可时光不肯停步。一九八八年夏，他查出喉癌。医生劝他安静休养，他摆手：“再说一回，就当唱最后一曲。”十月，一位日本记者上门，请教长征路线细节。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嗓子嘶哑，仍一句句还原当年的悬崖栈道、雪夜行军。录音笔里留下了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口述。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孔宪权走了。消息传到北京，胡耀邦发来唁电，各军区也以电文致哀。遵义会议纪念馆降半旗，老百姓自发前来吊唁，有人仍旧带着香灰，有人额头贴着他的旧照片。他的一生，从饥荒少年到跛脚农夫，再到革命史守望者，串起了长征的炬火，也照亮了后来者的道路。

他欠自己一条好腿，却还给时代一段无可替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