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德怀病重，周恩来派人探望，彭：我还想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1934年10月的瑞金清晨，寒露刚过，苏区上空雾气未散。总参谋部的油灯还亮着，彭德怀扶着地图走进指挥帐篷，见周恩来依旧伏案写着要电发前线的作战指令。这幕场景，后来在彭德怀的回忆里出现过无数次——他常说，正是在那段生死未卜的日子里，自己对周恩来的信任像钉子钉进了心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进入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新领导核心，中央红军调头北上。过草地前夕，周恩来高烧不退，肝脓疡让他连坐起都困难。红三军团的担架是用小树杈和被单草绳扎成的，看到士兵们抬着周恩来在沼泽间蹚水，彭德怀一句“就算扔掉炮，也要把周公抬过去”，成为战友们口中永恒的传奇。终于，八天七夜，大家硬是把政委从茫茫沼泥里托到了雪山脚下。小分队放下担架时，周恩来睁眼看看彭德怀，嘶哑地说了句：“老彭，这条命记你账上。”当时没人留意，这句半开玩笑的话，会在四十年后被另一句回答紧紧呼应。

长征硝烟散尽，抗战与解放战火接踵而来。时针拨到1949年，开国大典前夜，彭德怀四十九岁，新中国的山河正待开局。周恩来从紧张的筹备会上抽空，把彭德怀拉到角落里嘱咐：“胜利不等于结束，接下来更难。”短短一句，等于为他此后二十多年的征程定了调。

1950年10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飞往北京的专机刚落地，周恩来已经站在机坪，一把拉住彭德怀的手，声音压得很低：“时间紧，中朝两国需要你。”一句客套都没有，两人一起进了作战室。一个月后，彭德怀带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战火最烈的时期，周恩来平均三四个小时就要向前线查询一次情况；彭德怀则每天凌晨必亲自布置作战。1951年冬，美军加紧“伽蓝四号”轰炸，志司被敌机锁定。中央发来加密电令：首长必须转移，电台必须分散。洪学智拦着急部署战役的彭德怀，提醒道：“总理指示，务必进洞。”彭德怀沉默几秒，丢下一句简短的“走”，才离开指挥棚。三个小时后，山头被燃烧弹焚成焦土。毛岸英等两位年轻将校殉职。彭德怀对身边人低声感叹：“要不是周公的电报，我怕是和小毛一起走了。”

抗美援朝胜利后，他调任国防部，又投身国防工业建设。1965年9月11日，北京细雨霏霏，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来到什刹海吴家花园，宣布中央决定：彭德怀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对这位时年六十七岁的老兵来说，前方虽无硝烟，肩头却沉得更重。

临行前夜，周恩来把他请进中南海。玻璃窗外灯影摇晃，两人对座。周恩来递过一杯淡茶，轻声说：“西南三线，十年大计，全靠你镇得住。”彭德怀捧杯，良久未语。片刻后，他答了一句：“只要国家需要，刀山火海也得闯。”短短一小时，他们谈及川、黔、滇的地形，谈及煤、铁、铝的储量，也谈到工厂、矿区、铁路要如何布局。这一夜，老战友的并肩感格外真切。

西南岁月里，彭德怀像回到当年的战地侦察。他下矿井、蹚河谷、翻山口，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见到矿渣堆积便写下化学成分，遇到移民安置难题就记下亩产数据。1967年春，他在石棉县发现大量镁钙磷矿渣无法利用，随即写信给周恩来。信中一段话流传开来：“此事小，却连着农田，有劳总理费心。”几周后，调查组赶赴石棉，分类、化验、立项，一条化肥副产线由此延伸到川西平原，后来有人统计，仅那一年便增产粮棉两成。

时光推到1974年夏，彭德怀已经七十六岁。胃癌转移，疼痛一阵紧似一阵，他依然要护士把报纸撑在枕头上阅读。8月初，北京卫戍区派出干部到解放军总医院的特护病房带来一条口信——“总理让我看看老彭的情况。”那天夜里，病房灯光昏黄，彭德怀神智清醒，艰难地抬手示意访客靠前。他的声音低得像风里残火，却清楚可辨：“告诉总理，我还想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这句话，即使在场的医护也都红了眼眶。

11月29日清晨，病历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7时50分，呼吸停止。”噩耗传到中南海时，周恩来正在会见外宾。结束谈话，他默默倚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窗外的石榴树，良久无语。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天夜里，总理批阅文件到凌晨三点，却始终没有再提一句彭德怀的名字，只是把案头那封1967年的石棉来信重新压到了文件最上面。

彭德怀与周恩来三十余年的交集，并非轰轰烈烈的煽情桥段，而是在一次次生死、一次次决策、一次次握手中砌出彼此的信任。草地、鸭绿江、中南海、三线工地，地点不断转换，底色却始终如一——国家兴亡重于一切，兄弟情义置于言外。或许，这正是那句“我还想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背后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