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0岁老秀才要求离开红军，毛主席：您今后的辉煌由我来书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延安窑洞里还亮着马灯。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方才传来，几位中央领导彻夜未眠。毛泽东放下刚收到的电报，若有所思地自语一句：“贵州那位周先生，要是能再出山，就好了。”值班参谋悄声答道：“他就在隔壁，脚伤未愈，却天天惦念前线。”

谁能想到，这位让毛泽东牵挂的“周先生”已年近花甲，少年进学取了秀才，半生漂泊却依然固守一颗赤子心。他就是周素园——晚清贡生、辛亥元勋，也是红军长征队伍里最年长的“新兵”。

时钟拨回到前年初春。那天，毕节城门尚未关闭，城里谣言四起：红二、六军团正翻越乌蒙山。大户人家忙着南逃，马蹄声、哭闹声搅成一片。街口的周府却灯火通明，主人正伏案临帖。朋友莫雄推门而入：“红军马上到了，快走！”周素园抬头，慢条斯理搁下羊毫，“乱世多的是军阀，何妨再来一支？我且看看他们做什么。”

没过几日，王震部队入城。搜缴队捧回一堆书籍，封面尽是《共产党宣言》《向科学社会主义进军》之类。政委王震听完汇报，惊叹不已：“地主家，居然满柜子是这些？”好奇心驱使，他带着夏曦登门拜访，只见老秀才身形清癯，眼神却炯炯。“十年苦读马列，原来真理在书上，行动在你们身上。”周素园的一句话，打动了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

抗日呼声高涨，红军在黔北筹建“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爽快答应出任司令，吏员们惊得合不拢嘴：谁也没料到这位迂儒会披挂上阵。借着他的名望，三千余乡勇改扛红缨枪为步枪；一封封家书飞向滇军高层，劝其“不向同胞开枪”。有意思的是，龙云、孙渡读信后竟真地偃旗息鼓，为红二、六军团北上让出通道。这段“纸上援兵”，后来成了长征史里别样的传奇。

然而长征不是笔墨之间的漫步。云南怒号的山风、翻涌的金沙江、饥寒交迫的行军，都在考验六十岁老人的体魄。山路上，他常用干柴棍当拐杖，脚面经常红肿开裂。部队缴获一批金条，首长准备送他去香港治疗，他却倔强地推回。“此生最怕虚度光阴，现在哪能再退？”老人的声音不高，却压得住来劝的年轻人。

九个月之后，漫长雪线路尽头的陕北高原迎来了这位异乡客。毛泽东同他握手，“远道辛苦，延安又多了一位先生。”小米稀饭、窑洞夜谈，成了他与中央领导人交流形势、切磋史论的日常。张闻天感慨：这位从科举时代走来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竟如此透彻。

不久，西安事变激起全国关注。中共酝酿促蒋抗日，各路关系都要用上。周素园提笔疾书，十余封信飞向重庆、昆明、南京——受信者中有旧时代的袍泽，也有黔军旧部。信里一句“今日非存亡关头，不足言个人得失”掷地有声。电话打回延安：“周兄尚安否？所议甚当，愿共勉。”毛泽东看完回电，只说一句：“老先生宝刀未老。”

然而，延安的清苦并未难倒周素园，真让他忧心的反倒是“特殊照顾”。组织给他配了药房、补助、还让他天天打了鸡蛋汤。他躺在窑洞里看书，听外面操场的号角声，心里难受。于是，１９３７年秋，他郑重写信：“素园身老体羸，已不足挂军中，愿南下办统战，以尽余年。”

毛泽东回信不久，亲自登门。“您不是负担，是旗帜。”主席放缓语气，“先生一生已写下厚厚几卷，后面的篇章，就让我们代您执笔。”老人眼眶微红，躬身拱手。

十月二十三日清晨，延河雾气正浓。红军战士为他抬上驴车，贺龙笑道：“先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您可别忘了军中的豆面窝头。”老人答：“放心，黔味辣椒早备好，在重庆等诸位凯歌。”这一幕，成为许多战士记忆里最柔软的瞬间。

此后数年，他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名义辗转西南，开讲座、写社论、募药品。两万盒云南白药，分批送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解了前线急需。毛泽东收到电报时，只回了四个字：“先生安好否？”字短情长。

贵州解放那天，周素园翻出旧日记本，添了五个字——“曙光真的来了”。这位曾经的老秀才终于亲见故乡插上红旗。三年后，1952年春，他获邀赴北京观礼，全国政协礼堂里灯火通明，松鹤形的茶壶在桌面轻响，他端起第一杯热茶，低声道：“此生足矣。”同席的老友沈钧儒拍拍他肩：“还得多活几年，看建设呢。”

遗憾的是，1958年立春未远，周素园因病辞世，终年七十二岁。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沉默良久，让人取来当年那封自传，再次细读。后来人检点档案，扉页上多了一行铅笔字：“此老志存高远，其志成矣。”

从蓝布长衫到灰色军装，再到统一战线的笔杆子，周素园用后半生补完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未竟之志。这部“由主席续写的辉煌”，最终定格为教科书里一段跨越辛亥与长征的注目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