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原子弹有什么用，不如给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陈毅如何回答

1957年夏，莫斯科会议的走廊里传出一句戏谑：“有苏联核伞，中国可以安心种棉花。”彼时中苏如蜜月，谁都没有料到三年后风云突变，原子弹竟会成为中苏交恶的焦点，也会在香港报纸上掀起一场“裤子与核子”的口舌之争。把时钟拨到1963年，这场争论的主角，一位是身着中山装、忙于穿梭外交场合的陈毅元帅，另一位是坐在铜锣湾报社的查良镛——武侠江湖里的金庸。身份、经历、处境差别巨大，但一颗尚未爆炸的中国原子弹却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中苏裂痕的第一道缝是1959年显现的。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时，中国正陷入严重经济困难。依赖外援的核计划瞬间悬空，国家安全却不能押宝于外人。带队欢送苏联专家的陈毅在火车站笑容不减，心里却打定主意：不靠别人，也要把核弹造出来。次年秋的中央工作会议气氛压抑，财政口同志拿着账本直摇头，生产指标和饥荒数字摆在那儿，钱粮都紧。有人忍不住建议，核项目停两年，等日子宽裕再说。陈毅端着茶杯站起来，声音不高，却一句顶一万句，“脱了裤子，也要造！”会议室短暂失声，聂荣臻看着这位老战友，知道这不是情绪，而是战略判断：没有核武，外交谈判里永远低一截。

“裤子论”很快传到香港。1963年10月30日，《明报》社论用醒目的标题《要裤子不要核子》质疑大陆政策，金庸笔锋犀利，列出十几条理由：经济困难、核门槛高、核军备是罪恶，“与其造弹，不如给百姓多几条裤子”。他写得痛快，字里行间却低估了核威慑对国家生存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美国第七舰队仍在台湾海峡巡弋，苏联也未放弃大国恫吓。大陆无核傍身，真有可能被牵鼻子走。

香港左翼媒体闻声而动，《文汇报》《大公报》等连续刊文反驳，言辞激烈，甚至有人把金庸扣上“亲英崇美”的帽子。论战在报端升温，街头茶肆里也讨论成风，普通工人甚至拿“核子”和“裤子”打趣。此时，被点名的陈毅置身北京，忙于外事接待，却关注到香港的喧嚣。有记者私下问他意见，他摆手笑说：“他骂得有理，也是朋友；无理，也不过几句笔墨。”一句云淡风轻，让紧张气氛缓和不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整，罗布泊沙漠深处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收音机播报消息时，金庸正与编辑讨论排版，办公室瞬间安静。次日，他依旧发表社论，坚持“不赞成核试验”，逻辑与此前无异：核弹无益人民生活。不可否认，这种声音代表了殖民地社会一部分人对战争阴影的恐惧，也夹杂着对大陆内部状况的不了解。

北京方面没有再动怒。陈毅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打去简短指示：“无须纠缠，多做事实说明。”他随后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中解释，原子弹是生存底牌，不是炫耀品，国家要富更要安。“老百姓没有裤子，当然不行；可没了安全，裤子也保不住。”这句话后来在军科院流传，被总结为“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思路雏形。

回头看，陈毅的“腰杆”理论与金庸的“民生”主张并非水火不容，只是立足点迥异。前者要的是摆脱外部核讹诈的资格证，后者担忧的是资源浪费给大众带来新的艰难。两种声音在特定历史情境下交汇，反映了1960年代中国人不同的安全观与价值排序。

1967年，中国氢弹试爆成功，发展速度令世界侧目。与此同时，农村分配制度逐步调整，城镇粮油供应改善，人民“有裤子穿”的状况随经济回升持续好转。事实证明，核计划并没有永远压住民生投入，而是与之并行。不过，金庸社论提出的疑问仍有讨论价值：军备竞赛的边界在哪里？国家安全与人民福祉如何平衡？这类问题在今天依旧常被提起。

有人分析，如果没有陈毅等人的坚持，中国核计划最少要再拖五到八年，东风导弹或许要到七十年代末才能列装；而那段时期美国在越南、台湾海峡的介入正是高峰，战略被动可想而知。不得不说，“裤子与核子”之争，映射了大国崛起必须面对的优先级选择：先强身，还是先暖衣？

陈毅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用了一句轻松的话：“他那篇文章写得泼辣，但也提醒我们，国防建设不能忘了老百姓。”金庸则在1990年代接受访问，被问到当年的社论，微笑回应，“角度不同而已，中国拥有核武是必然。”言下之意，并无芥蒂。

短暂而尖锐的笔战就此成为历史脚注，却给后人留下一份材料：真正的国家安全，离不开强有力的实力支撑，也离不开脚踏实地的民生改进。把二者对立并非智者所为。六十年弹指一挥，沙漠边的碑石仍在，港岛的潮声依旧，留给后来者的启示却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