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章伯钧向罗瑞卿通报一消息，周恩来下令：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1950年3月8日下午两点刚过，景德镇旧城南门外的利兴福瓷器厂迎来几位“南方客商”。厂子里的老板架着金丝眼镜，连声招呼：“各位里面请，生意好谈。”一句话还没落音，领头人摘下帽子亮出证件：“公安部调查科！”老板愣住，眼神瞬间涣散。带队干部低声补了一句，“陈敬斋，把手伸出来。”

短短十来个字，却像闷雷炸在厂房顶。被擒的五十岁中年人腿一软，扶着墙才没跪下。他缓过神想狡辩，门口早被反锁，窗外几辆军用吉普轰鸣待发。押上车前，办案人员只扔了一句：“二十年旧账，该结了。”

陈敬斋这三个字，农工党人已经默念了整整二十载。1931年11月29日深夜，南京麒麟门外西村沙子岗，一声枪响送走邓演达。那颗子弹不仅击碎了一位革命家的生命，也炸出一个名字——陈敬斋。

回到更早一点的8月17日，上海英租界内的干部训练班结业礼刚结束。邓演达应学员请求，留下谈了半小时理想与斗争。没人注意到，一个自称“胃疼想透口气”的中年人悄悄溜出小楼。他穿过梧桐树影，直奔静安寺路口一间公用电话亭。三分钟后，租界巡捕与国民党特务蜂拥而至。

当天抓走十三人，唯独漏掉报信者。邓演达被押解南京，蒋介石先“晓以利害”，许诺高位；再以“民族大义”诱降。邓演达只丢下一句，“革命岂能讨价还价！”11月29日夜，他被王世和用卡车骗出炮台，倒在漆黑旷野。

行刑地点没来得及挖坑，一床烂席草草盖尸。此事旋即被封锁。十几天后，宋庆龄亲赴蒋公馆交涉，才得知噩耗。黄埔系中将陈诚叹息：“此后军中再无诤友。”

与此同时，留在狱中的罗任一等十二人反复推敲事发经过，断定内鬼就是临阵脱逃的陈敬斋。可惜线索中断，出狱后追至景德镇也不见踪影。陈敬斋像从人间蒸发，仅在暗处数银元、筹划新生意。

1935—1945年，临时行动委员会几度更名，最终在1947年2月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每次秘密聚会，总有人会提起邓演达，提起那笔血债。有人咬牙切齿：“叛徒陈敬斋，跑得掉和尚跑不掉庙。”

全国解放后，形势峰回路转。1949年11月，农工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通过专门决议：缉拿陈敬斋，移送人民政府法办。章伯钧当众宣读提案时，沉声说道：“同志们，这件事不做，党无以告慰先烈。”

1950年1月24日傍晚，章伯钧把一份密电送进公安部。罗瑞卿翻完电文，只一句话：“立刻查。”江西省委、景德镇专署、抚州专区几路警力同时动员。陈其勋自告奋勇下到地方，凭着对陈敬斋口音、体态的记忆，挨户打探。

破案的突破口来自一张户口登记卡。“陈福林，男，五十一岁，瓷器厂业主，原籍江西浮梁。”陈其勋盯着“福林”俩字，突然想起当年狱中有个玩笑：叛徒求的不过“福”和“林”。他立刻带队去了利兴福。就这样，陈敬斋被一纸档案拉回了历史。

押解南昌途中，陈敬斋一路嘟囔：“我是被王枕心指使的，我只是跑腿的。”审讯室里，他试图以失忆、自残、引咎替死等花样应付。可十二位当年同案幸存者的书面证词、上海巡捕房旧卷宗、蒋介石亲自批示的“就地正法”电报，全都摆在桌上。

面对铁案，他终于垂头丧气：“当时许我五万块大洋，他们只给了两千。”话音未落，记录员停笔抬眼：“邓演达的人头，一千六百多块银圆就卖了？”屋内短暂沉默。

3月31日晚，周恩来批阅案卷。批示只有八个字：“案情查清，速报处理。”随即传话：“算总账的时候到了。”指令下到江西，办案人员重组卷宗。所有证据汇编三册，外封红字：邓演达案主犯。

1950年6月19日清晨，南昌卫戍区刑场。陈敬斋被押出看守所。行刑前他环顾四周，喃喃道：“我后悔。”押解军官冷冰冰回一句：“悔得太迟。”八点整，一声枪响，尘埃落定。

邓演达遇害距离此刻整十八年零二百零三天。审判书上写着：“罪行昭彰，民愤难平。”农工党向全体党员通报执行结果。老同志们没鼓掌，也没人流泪，只把公文一页页锁进档案柜。

邓演达在黄埔的旧部得知消息，发了一份简短电报：“公道已伸。”电报不长，却传遍军中。那一年的军报专栏，还刊出邓演达《国民会议与平民政权》的节选。小字注脚写：作者逝世十九周年，特刊。

至此，一个跨越两个时代的案件尘埃落定。叛徒得到了应该得到的结局，档案封存，历史留痕，黄土之下的邓演达终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