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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在会上提出民主问题,邓小平知晓后说:周谷城始终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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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初春的北京仍带着料峭寒意,人民大会堂内却因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而暖意融融。九十岁高龄的周谷城缓步走上主席台,他挺直脊梁,清朗的嗓音在大厅里回荡:“民主并非西方独有,更非一朵完美无瑕的花,关键要看它是否真正服务于人民。”台下代表们面面相觑,旋即掌声雷动。

这番话第二天被《人民日报》刊登在显要位置,读者议论纷纷——在刚刚走出特殊年代的中国,如何理解“民主”二字,是关乎国家前途的一道必答题。会场外,消息很快传到邓小平那里。身边人转述周谷城的原话,邓小平微笑着点头:“民主党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终是好的。”这一句话,让许多人心中的疑虑瞬间消散。

邓小平的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若沿着岁月长河回望,周谷城与中国革命、与中共领袖层之间的深厚渊源,其实早就奠定了相互信任的根基。要理解他为何能在九十岁高龄依旧站在国家的议事堂上,必须将目光拉回到六十七年前的长沙。

一九二一年盛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毛泽东站在台上,赤足穿草鞋,挥臂演说,号召青年投身农民运动。台下,一位身着长衫、抱臂倾听的青年教师频频点头——他就是周谷城。演讲结束后,两位湖南伢子不约而同相对一笑,随后的深夜长谈点燃了共同的理想,友谊自此扎根。

当年两人均在校园任教。一到晚上,讲堂熄灯,却挡不住窗内灯影。毛泽东常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来到周谷城的宿舍,摊开《资本论》英文本,边翻边说:“这玩意儿,你放书架上就不怕惹麻烦?”两人谈论到天光微亮,常以凉茶充饥,却甘之如饴。周谷城后来回忆,那些夜谈让他彻底认清了自己要走的道路:为工农大众写史、做学问。

北伐、南昌、秋收起义——风云骤变将朋友们推向不同的战线。周谷城漂泊上海,以译书谋生;毛泽东辗转闽赣,星火燎原。直到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的茶话会上,两位老友才在喧闹的人群中重逢。毛泽东握住周谷城的手,朗声道:“十八年了!”简短的四个字,胜过千言万语。周谷城眼中湿润,问候一句“胃病可好?”让毛泽东大笑:“我一扛枪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以农工民主党领袖、史学泰斗的双重身份,频繁往返于沪京之间。毛泽东每每召见,总要预备一桌家乡口味的剁椒鱼头、腊肉蒸干笋,两人推杯换盏,又从《史记》谈到《资本论》。一次学术座谈,周谷城来迟,毛泽东特意招手让他越过几排座位,坐到身旁。陈毅打趣介绍:“这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毛泽东笑答:“老朋友了。”现场气氛顿时活跃。

一九五六年,围绕“百家争鸣”的号召,学术界掀起逻辑与辩证法的激烈讨论。周谷城在《新建设》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各有疆界,引来铺天盖地的非议。多数人批评声浪震耳欲聋,他却坚持己见。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注意到这场争论,在一次上海小型宴会上把周谷城请到身边,举着杂志说:“你这篇文章,我赞成。”一句鼓励,如及时雨,让周谷城随即写下二十余篇后续论文,最终汇成《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书。

同年七月,他鼓起勇气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为新书作序。回复很快寄来:“问题还在争论之中,由我插一手,似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落款“毛泽东”。字里行间的分寸拿捏,恰好诠释了“百家争鸣”应有的宽广襟怀。周谷城把这封信珍而重之,视为治学道路上的灯塔。

诗兴亦常常让二人唱酬。一九六一年五一前夜,《解放日报》记者把周谷城从梦中唤醒,苦苦相求一首和主席相见的即席词。他推脱不掉,挥笔写就《献衷情》。第二天,毛泽东在报上看到词作,立刻电话招他进中南海。两人对坐相视,主席笑问:“怕不止一首吧?”周谷城忙说只有一首。毛泽东半是打趣:“有牢骚尽管写,附庸风雅也好。”那晚,客厅灯火通明,两位白发学人唱到深夜,湖南乡音与古韵交织,仿佛将时光折叠。

转入七十年代,周谷城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依旧在复旦课堂讲史。课堂上站三小时,下课后拄拐也不喊累。身边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却答:“活一日,当尽一日之责。”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噩耗传来,他含泪写下《哀悼毛主席逝世》七律。诗成,泪滴打湿稿笺,他没有再读一遍,默默交给工作人员。



时间走到一九八八年,全国人大换届。有人忧心周谷城年过九旬,能否胜任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后记者问起此事,他朗声一笑:“吾不知老之将至矣!”幽默中透着自信。就在那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长篇发言。“不但要借鉴西方经验,更要坚持自己的道路”,这句评价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一朵花”的话被广泛转载。

邓小平几天后与身边工作人员闲聊,谈及此事,语气笃定:“民主党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终是好的。”消息传回,许多原本观望者心下踏实。周谷城并未就此自满,他继续呼吁尊重知识、保障学术自由。在上海虹口寓所,他依旧为博士生改稿到深夜,书桌一旁摆着毛泽东赠送的《共产党宣言》袖珍本。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日,周谷城走完了九十八载春秋。复旦老楼的灯灭了,可他留下的《中国通史简编》《世界通史》和数十年间对自由讨论、学术独立的坚守,仍在滋养后学。那些年春风化雨的交谈,那句“周谷城始终是好的”,也成为后辈学者心中的一盏长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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