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上告御状，79年判刑13年，去世万人送别

1960年是个啥光景？老辈人都知道，那是三年困难时期。

河南那边的情况严峻。地里收不上粮食，百姓饿得浮肿，甚至有人饿死。可上面的报告里，粮食产量还在放卫星。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所谓的政绩，没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

谁捅谁倒霉，谁说真话谁完蛋。

张钦礼当时是兰考县长。看着乡亲们一个个倒下，这汉子坐不住。他心里没装官位，装的全是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百姓。

1960年10月，张钦礼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瞒过顶头上司，揣着硬邦邦的糠菜团子，一路北上，直奔北京。

这叫“告御状”。放在古代这是掉脑袋的罪，在那个特殊年代，风险一点也不小。他见到了周总理。

面对总理，张钦礼没有讲排场，更没说套话。他把自己看到的、经历的，一五一十全说了。说到动情处，他把随身带的那个糠菜团子拿出来。

那是当时兰考百姓赖以生存的口粮，看着像石头，咬着更是难以下咽。

总理拿过那个菜团子，咬了一口，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总理握着张钦礼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说了一句极重的话：“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长里，第一个敢对我说实话的人。”

就为了这句实话，兰考的盖子揭开了，救命粮拨下来了，无数兰考百姓的命保住了。

提到兰考，我们都会想到焦裕禄。

1962年，焦裕禄来到兰考。那时候张钦礼已经是当地的老资格了。两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的战友。

他俩性格太像了。都是那种只要百姓能过好日子，自己把命搭上都无所谓的人。焦裕禄搞除“三害”（风沙、内涝、盐碱），张钦礼就是那个最得力的执行者。

焦裕禄是兰考的魂，张钦礼就是兰考的骨。

两人带着大伙儿翻淤压沙，种泡桐树。那些泡桐树，如今成了兰考的绿色银行。焦裕禄后来因为肝癌倒在岗位上，临终前把兰考托付给了张钦礼。

张钦礼没含糊。他接过担子，继续在盐碱地上死磕。

1968年，上级看张钦礼常年下乡辛苦，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那时候县级干部有车，那是多大的排面？也是身份的象征。

张钦礼倒好，车钥匙还没捂热，转手就把车卖了。卖车的钱，全部买了排灌机械以及良种，分给了村里。

后来上级又先后配了两次车，他照样卖了两次。他这辈子，就没想过让自己舒服点。

他下乡，要么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要么就甩开那双大脚板走路。到了村里，掀开老乡的锅盖就吃，挤在老乡的炕头就睡。

在他眼里，自己这个官，就是给老百姓打长工的。

好人未必有好报，这话听着心酸，却是张钦礼后半生的写照。因为性格太直，因为得罪了人，也因为那个时代复杂的政治漩涡，张钦礼的日子并不好过。

最让人意难平的是1978年。那时候大环境已经变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可张钦礼却在河南被捕了。罪名扣得很大，这一判，就是13年。

一个把心掏给百姓的好官，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光，在铁窗里度过了。1992年，张钦礼出狱。这时候他已经是个满头白发、背都直不起来的老头子了。他没去闹，也没去上访喊冤，就那么默默回了家。

时间一晃到了2004年5月，张钦礼去世。这消息传得比风还快。兰考的百姓听说了，炸了锅。

出殡那天，没谁组织，也没发通知。十多万老百姓，自发地从十里八乡赶来。县城的街道被堵得严严实实。

那种场面，咱们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灵车开过来，路两旁全是跪着的人。

白花花的纸钱漫天飞，哭声震天动地。有白发苍苍的老农，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大家跪在地上，把头磕得砰砰响。

这一幕，比任何官方的悼词都更有分量。这就是民心。

咱们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谁是真为了大伙儿好，谁是做样子，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你给百姓一碗饭，百姓记你一辈子；你为百姓拼过命，百姓就把你供在心里头。

如今是2026年，距离张钦礼去世已经过去22年了。

兰考早就变了样，当年种下的泡桐树成了摇钱树，兰考的百姓早就脱贫致富了。

可我们为啥还要提张钦礼？

因为在这个快节奏、利益至上的时代，像他这样纯粹的人太少了。他这辈子，大起大落。从“告御状”的英雄，到阶下囚，再到万民送别的丰碑。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不管时代怎么变，不管技术怎么先进，做人做官的道理没变。你把百姓举过头顶，百姓就把你刻在心底。

张钦礼虽然没有像焦裕禄那样家喻户晓，但在兰考的历史上，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良心账本上，他的名字，谁也擦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