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巨著《毛泽东选集》是如何诞生的？印制2.5亿套，全球最畅销

1951年3月5日，北京新华印刷厂灯火通明，铅字铿锵作响。工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手里的清样会在此后二十多年内刷出两亿五千万套，成为世界出版史上的标杆。这场熬夜始于两年前的一次访苏会谈，却要在朝鲜战火稍歇时才能真正提速。故事得从头说起。

1949年12月，刚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生的共和国还在襁褓中，毛泽东率团到莫斯科。宴会间隙，斯大林递来一支烟，随口提出：“您的文稿应整理成集，这是国际运动的需要。”这声音并不高，却击中了关键。导师才能出选集的“规矩”摆在那，未经商量就贸然动手会惹出波澜。于是，两人当场达成默契：中苏合作，尽快启动。

回国后，秘书室立刻翻箱倒柜，然而一声炮响打断全部计划。1950年6月，朝鲜局势骤变，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枪声不停，文章就先放一放吧。”毛泽东留下这句交代，心思都压在前线。直到彭德怀在1951年初把“联合国军”逼回三八线，空档终于出现，尘封的稿匣得以重启。

为了保证学理深度，又兼顾国际公信力，毛泽东主动对莫斯科回话：“可否派位理论干部协助？”斯大林爽快应允，让尤金赴华。尤金曾主编《简明哲学词典》，正是他把《实践论》译介到苏联，引来《真理报》连篇评论。到北京后，尤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为东方缺哲学，没想到您早已写得这么透。”

尤金只审核心篇章，《实践论》《矛盾论》等必须过他这一关。常务具体工作则压在“三秘书”肩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同为中宣部副部长，却分工各异。陈伯达身兼马列学院院长，擅长哲学打磨；胡乔木忙新闻总署，还要兼顾对外发布；田家英最年轻，却日夜守在秘书室，“拿着放大镜挑错字”的形象让同事印象深刻。

有意思的是，陈伯达的威望并未换来等额尊敬。清样上，他偶尔在毛泽东批改处添几字，被同伴悄悄吐槽“争功”。久而久之，田家英改口叫他“老夫子”，语气里多了揶揄。小插曲虽显人情冷暖，却丝毫没耽误整体进度。

蓝本问题必须解决。解放战争年代，各根据地都零散印过《毛泽东同志讲话选辑》。编辑组来回对照，最终认定东北局版本最完善，排版也清爽。主持人张凯丰当年连夜催稿，这一“土印本”竟成全国范本。另一个重要参照是晋冀鲁豫边区邓拓主编的《毛泽东集选》。两相揉合后，目录雏形才算出炉。

目录并非简单罗列，而是一场“留下或舍弃”的艰难取舍。毛泽东早年写给《向导》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必留；井冈山油印的《井冈山的斗争》写法朴素，却见证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成型，也得保留。延安时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字未删。此外还要兼顾时间跨度、主题平衡、国际读者的可读性。每一处增删都要过毛泽东亲笔圈定，再呈中央常委审核。

定稿之后进入排字环节。那是个靠铅与火说话的年代，一行行铅字需要师傅手抠眼力，差一个标点都得重排。为了防漏，清样至少三轮交叉校对。老校对李福川回忆：“一张大样传到手上，心里直打鼓，生怕误植一个字影响全局。”他们穿棉袄坐在冷风里，一天八小时盯字，看累了就用凉茶润嗓，继续埋头。

随后是题解和注释。范文澜、缪楚黄等史学大家被请来把关史料出处；牵涉外语原典的，则由外事翻译参核。毛泽东自己也改到凌晨。胡乔木后来透露，不少注释其实是毛泽东亲写的简练白话，“务求让青年干部一读就懂”。

速度是惊人的。1951年10月，第一卷摆上新华书店柜台。当晚便脱销，天津某门店甚至有人排到深夜。1952年4月，第二卷紧跟上市；1953年4月，第三卷交付。第四卷因补充新文献，推至1960年8月问世。四卷合订，初版累计六千万册；再版、修订、外文、少数民族文字版本陆续推出，至1976年停印，合计达到两亿五千万套。若一套按四本计算，足够让当时每六个中国人拥有一本。

国际传播同样火爆。越南文版在河内被抢购；阿尔巴尼亚版一度断货；英国牛津书店上架后，两周补货三次。那是冷战高峰时期，西方读者希望透过字里行间摸清中国道路的奥秘。《泰晤士报》曾评论：“无论认同与否，了解此书已成为时代的学术必修课。”

“谁把三卷念满十遍，就能写文章。”这句流传在北京出版社里的打趣并非空穴来风。参与校对的年轻人，当年大多只有中学学历，硬是靠翻来覆去地读，把古典修辞、现代政治概念全吃了下去。后来不少人成为报社评论员、大学讲师，这套巨著可谓他们的“半部字典”。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选集》并非一次性封存。每逢重大会议或形势变化，都会酝酿再版补订。新版往往新增若干文章，又会悄悄调整注释。如此反复，确保内容既保留原创语境，又能对照最新党内决议，兼顾历史与现实。这种动态修订，在世界政治人物著作中并不多见。

编辑过程中也留下几件逸事。有人发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稿缺页，只剩模糊油印。最终是毛泽东回忆口述、田家英补笔，才拼出完整版本；《实践论》初稿出现一处数字出入，尤金查对后写下俄文“Нужно уточнить”（需核实）的小纸条，引得秘书室传阅。当这些小插曲被提起时，编辑们多半笑称“革命文献也怕错别字”。

1960年秋，全国新华书店橱窗统一换上《毛选》四卷套装。红封面、棕脊线、烫金字，远看像整齐队列，有读者说“像部队”。那一年，陈伯达46岁，胡乔木47岁，田家英32岁。工作量看似告一段落，但他们更艰巨的任务才刚开始——为《哲学小词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撰写中译稿，直至“文化大革命”风云再起。

从莫斯科一声提议，到北京灯火彻夜，这套书的诞生穿越战争、外交与印厂油墨的味道。它见证共和国从弱到强，也塑造了几代人的思想坐标。正因如此，《毛泽东选集》的版本号、印次、批注痕迹在今天仍是研究者手里最沉甸甸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