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彭德怀在视察煤矿区前，四川省委密令：每天要报告他的活动

1966年4月19日清晨，成都走马街的四川省委机关大院里，电话铃声格外急促。值班员接起电话后，只听那头传来一句低沉的叮嘱——“彭德怀同志即将进入川南，请务必每日电告他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份加盖“绝密”戳记的文件正从省委办公厅火速发往宜宾专区，再转手到珙县芙蓉矿区。文件只有寥寥数语，却分量沉重：全程陪同、严控接触、务求安全、日结速报。

这一年，离彭德怀因庐山会议失势已近七载。中央安排年近六十八岁的他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名义上是发挥余热，实际上也有“远离北京”的意味。三线建设的成败攸关国防，煤炭则是命脉。芙蓉矿区正处于加紧施工阶段，供给刚刚投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四川省委担心这位个性桀骜的元帅言行不羁，出点差池便麻烦，于是才有那道“密令”。

4月20日一早，西南三线建委燃料局局长王思和便把手下的高级工程师孟久振叫到办公室。“老孟，先下去趟矿区打前站，”他压低声音，“彭总要来了，线路、日程、食宿、安保，样样都得稳妥。”孟久振点点头，当天下午便坐上吉普车向南赶去。他年近五十，早年在唐山工学院读书，铁打的矿山人，图的就是一个“稳”字。

21日傍晚，彭德怀抵达珙县巡场镇。道路崎岖，最后几十公里干脆得靠卡车颠簸前行。夜幕垂下，小镇灯火稀落，接待所还在施工，指挥部临时腾出几间毛坯房——土炕、木板门、油灯，条件简陋得让警卫员直皱眉。彭德怀挥手：“陕北窑洞都住过，这算啥？”

寒暄不过片刻，矿区指挥长刘同信拿着厚厚一摞资料作了汇报：煤层赋存、巷道进尺、井口安全系数、通风设备引进进展……他语速很快，生怕遗漏细节。彭德怀频频插问，尤其对“少花钱、多出煤”四字咬得最重。十点多，总结完毕，他示意大伙休息。可夜深人静时，他打着手电去院里，赫然看见灯火渗出门缝，几位干部还在讨论方案。他推门而入，笑声朗朗：“哟，还要把我撂在一边开小会？给我也留个座儿！”一句玩笑，满屋紧张瞬间化解。

第二天上午的日程原定查资料、听汇报。可元帅心里惦念的是井下。杉木树斜井陡、湿、闷，随行人员纷纷劝阻。“您年纪大了，井口又窄，万一滑倒怎么办？”孟久振有点着急。彭德怀推推老花镜：“二十岁在湘赣矿井里讨生活的时候，谁给我递过手？放心，老兵下井不会掉链子！”

午后，矿灯昏黄，风钻轰鸣。彭德怀拄着竹杖、戴着安全帽，猫着腰在巷道里走了上千米，看支护、问通风、摸瓦斯监测表，听到工人抱怨水泵功率不足，他抬手示意记录：“这些问题，一个也别漏。”同行的郭维德擦着汗，暗暗庆幸提前加固了巷道。井下工人认出他，争着握手：“彭老总，您还来这地儿，真是稀客！”“国家花这么大力气修矿井，可不是摆样子。”他回握着满是煤尘的手掌，“大家安全第一，产量第二。”

安全第一，这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白胶井段当时正抢进度，水患、瓦斯、塌方隐患层出不穷。22日夜里，一场小型透水事故险些酿成大祸。好在有预案，排水泵及时启动，人无伤亡。彭德怀得知后直奔现场，沿着湿漉漉的轨枕板走到事故点，抬手在巷壁一抹，黑泥糊得满掌。“得把排水沟再加深一尺。”他抬头指点，“我不是瞎操心，这是老毛病。再多算一步，就多活几个人。”

就在矿区紧张施工的同时，王思和的内心却并不轻松。他迟疑了足足两天才将那封“唐山急电”递到彭德怀手上：孟久振老母病危。果不其然，元帅发了火：“组织来人，是让人家卖命，不是让人家卖孝！明天一早，让他回家！”随行秘书綦魁英立刻安排车辆，硬是把已准备留守的孟久振“押”上了车。路上，孟久振抿着嘴，半晌才对司机说：“这位老总，心里真装着我们。”

24日凌晨，四川省委的监听电话再次响起。值班秘书简洁记录：彭德怀已抵白胶井，上午七点入井，十点出井，身体无恙，情绪平稳，与工人合影数十次。短短几行字，连夜报送北京。省里虽偶有牢骚，却不敢怠慢。谁都知道，这位老将军尽管不居高位，可依旧声望高企，任何差错都难以交代。

转战十余里外的挖掘现场时，大雨突至。硬化路基尚未完工，原本平坦的黄泥路转眼成了沼泽。执勤的战士提议折返，彭德怀却撩起裤腿，一脚踏进泥水：“工人天天这样走，咱有啥好讲究？”一行人在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挪到工棚，他已经浑身泥点，仍心满意足地询问：“炸药管够不够？机械配套跟得上没有？”工人们拥在棚外，议论声细碎，“这才像咱们的干部。”

不只是关心矿井安全，彭德怀对后勤经费更是咬得紧。一次验收会议，财务科拿出预算单，他盯着数字良久，“能不能再减点？多花一分，就得多挖几筐煤去弥补。”参会者没一个敢应声，暗自计算后，终于缩减了近两成。有人感慨：“这哪像副主任，分明还是当年那位把一日三餐减到两顿的彭老总。”

与此同时，省委的“每日报告”并未中断。文件夹里，详细记录着他住宿何处、用餐几人、会见对象、谈话要点。只是越写越单调，无非是三件事：听汇报、下矿井、看工程。对比当年在庐山会上纵论天下大势，如今的彭德怀似乎把全部锋芒收进了矿灯里，但那股子“认死理”的韧劲，却依然让陪同者既佩服又头疼。

4月26日清晨，彭德怀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川南行，将一摞厚厚的调研笔记交给秘书：“回去再细化，提几条意见报建委。”他转身对刘同信说，“这里海拔低，雨水多，要尽快调两台大功率排水泵，事不宜迟。”说罢挥手上车。车辆驶出矿区，工人们自发列队送行，黑脸庞上满是敬意。

同日傍晚，省委最后一封“彭德怀动态”摆进值班室档案夹，任务算是完成。那些日子里的紧张与忐忑，也随元帅车队渐行渐远。档案里没有记录的是：矿区工人将那件被雨水浸透的旧军大衣晾干后，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他们说，那股带着汗味和炮火味的旧衣裳，能一辈子提醒自己安全生产、多出好煤。

多年后，芙蓉矿区所在的荒山已成川南重要能源基地。提起当年那段特殊的日子，老矿工常会提一句：“老总来过，井下他第一个下。”有意思的是，四川省委的“密令档案”解密时，不少研究者才知道，原来那几页每天必写的动态报告，只见密密麻麻四五行：“4月23日，彭德怀7时30分下井，12时返回，身体良好”“4月24日，上午听汇报，下午步行察看土石方工程”……平淡无奇，却透着一丝特殊年代的紧张气息。

彭德怀离开川南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对三线工地来说，那个春天竟成了短暂的“平静尾声”。不少知情者回想起那一周，都会感叹：在即将到来的巨变前，元帅最后一次深入基层留下的，除了笔记本上密麻的工务记录，更是一种无声的示范——再高的将星，也可背斗笠、踩泥泞，与矿工们并肩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