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降宋，为何吴越王钱弘俶能安享晚年，南唐李后主却惨遭毒手

最近《太平年》热播，又将历史上那个才气绝伦的南唐李后主炒火了。

因李煜写的词实在太好，早已压过了做皇帝的名头，由此后世学者一致认为他是做皇帝耽误了的伟大词人。

在影视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42岁的李煜在写完《虞美人》后，便遭到了赵光义的毒害，死相惨不忍睹。

而同为亡国之君的钱弘俶不仅安稳地活到了六十岁，其后代子孙还在宋朝体制内混的风生水起，出了320多位官员。

那么，同为亡国之君，李煜和钱弘俶的境遇为何有着如此大的差距呢？

主动归顺与负隅顽抗

第一个原因，应当是李煜与钱弘俶降宋的姿态不一样。

吴越国的国策向来是“保境安民、尊奉中原”。

由此，吴越国在遭遇压力时，钱弘俶首先想到的是遵循祖父钱镠“善事中原”的遗训。

在宋军未至杭州前，便带着全家老小与十三州户籍图册主动赴汴京。

那种“带资入组”的姿态，既保全了吴越百姓免遭战火，又向北宋传递了绝对忠诚的信号。

入京后，他刻意保持低调，甚至还推掉了赵匡胤的多次封赏，以及“剑履上殿”的特权。

而后为了低调生活，特意购买了偏僻的宅邸、削减卫队，表现出一种与世无争的姿态来，那和历史上刘禅“乐不思蜀”的情商有着一样的高度。

而李煜的投降则充满了被动与不甘。

他虽不断向北宋称臣纳贡，甚至自贬国号为“江南”、去帝号称“国主”，却始终在“战”与“和”之间摇摆。

当宋太祖征南汉时，李煜错失林仁肇建议的奇袭良机。

当宋军兵临城下，他又轻信谗言毒杀忠臣。

那种既不敢战、又不肯降的姿态，最终被赵匡胤讥讽为“违命侯”，那封号本身就是对他“三次拒绝归降”的羞辱。

正是那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决定了两位降主在宋廷眼中的价值。

钱弘俶是“识时务”的典范，为北宋树立了怀柔招降的样板；李煜则是“不识抬举”的典型，其降宋始终带有被逼无奈的屈辱感。

另外，其词作中“故国不堪回首”、“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句子，在宋太宗眼中无异于复国宣言。

更致命的是，李煜在江南士大夫心中的影响力远超钱弘俶。

汴京歌女传唱他的词，宋朝士兵哼唱他的曲，那种文化符号的穿透力，让赵光义如坐针毡。尤其是赵光义的地位不正，更让他心中充满“杯弓蛇影”。

韬光养晦与锋芒毕露

与钱弘俶相比，李煜的情商确实不高，尤其是作为亡国之君，亡国后还没有收敛性子，太过张杨，也为最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归宋后，钱弘俶展现出了极高的政Z情商。

他七次受封——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许王、邓王，每一次封赏背后都是他对宋廷的恭顺表态。

他甚至将吴越国库珍宝“数十万计”尽数上献，连家庙宝物也不留分毫，以实际行动证明绝无复B之心。

更重要的是，钱弘俶从不公开流露对故国的怀念。

他像一位安分守己的富贵闲王，在汴京的软禁生活中始终保持低调。

即便最终于端拱元年（988年）在自己六十岁生日当天暴卒。

史家多怀疑其被毒杀，但他至少保全了家族，钱氏一门在北宋出了320多位进士，近代更是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才。

而李煜归降后，虽然行为有所收敛，但始终无法抑制文人的情感表达欲。

归宋三年后，他在42岁生日宴上命歌姬演唱新作《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这阙词成了绝命书，在赵光义看来，那是贼心不死，还有复B之嫌，于是赐了一份“牵机药”，直接结果了李煜的性命。

李煜的词作虽然在文学史上是瑰宝，但在政Z斗争中却是催命符。

他不懂，对于胜利者而言，一个怀念故国的亡国之君，即便被软禁，也是潜在的精神图腾。

有时候，文人的真性情，在政Z场域中往往是致命的弱点。

咽喉要地与偏远金饭碗

除了李煜与钱弘俶的个人因素外，宋朝对南唐和吴越国不同的态度，也有着地理战略的考量。

先看吴越国，大致在今天的浙江、上海南部和江苏南部一带，首都是杭州。钱家几代人闷声发大财，把吴越国经营成了一个精致的江南小庄园。

但问题是，那个庄园虽富，却小。北边是强大的南唐，西边也是强邻，自己夹在中间，并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

当时北宋首都在开封，吴越在东南沿海，离得远，风景好，经济强，能给中央财政持续打钱。最关键的是它不碍事，不卡在宋朝的任何交通要道上。

从杭州出发，既不能逆长江而上搞事，也不能顺着运河直捅开封。对宋朝来说，吴越就像一个遥远的豪华度假区，只分红，不惹事。

于是，对于钱弘俶的归降，赵光义也没有赶尽杀绝，毕竟吴越国利大于弊，有利于朝廷。

而李煜的南唐就不一样了。

南唐的疆域比吴越国大多了，全盛时期横跨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定都金陵（南京）。

更关键的是，它还死死地卡住了中国最重要的一条经济和军事大动脉——长江。

开封地处内陆，经济上的互通需要靠运河，靠长江，南唐那样的位置，无异于卡住了喉咙。

由此，在宋朝的地理战略中，南唐是必须要拔除的一颗钉子，它的存在不仅制约着开封的经济发展，搞不好还有反扑的可能性。

由此，当李煜派大使进奉财物，请求缓兵时，赵匡胤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打南唐，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命。那是战略上的必须清除。

李煜的《虞美人》虽然暴露出了他的不灭之心，但是与地理战略比起来，那不过是其灭亡的导火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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