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那是在2005年，一个南方小县城里，日子过得跟河里的水一样，不咸不淡。
可县一中的英语老师林因，偏偏被她妈扔进了一锅滚油里。
她妈给她介绍了个男人，一年挣五百万，这数字在当年能把整个县城给砸晕。
对方是个远洋船长，一年三百多天都在海上漂，长得又黑又糙，看着跟个土财主没两样。
林徽因打心眼儿里觉得，这哪是嫁人，这分明就是拿自己下半辈子去换一张长期饭票，还是守活寡的那种。
所以她铁了心，不管谁劝，这人她绝对不能嫁。
可就在她准备把这事儿彻底翻篇的时候，那个不善言辞的船长，却用最笨拙的方式，帮她家解决了天大的难事。
他没求饶也没说好话，反而用一种不容拒绝的口气，跟她提了三个霸道至极的“条件”。
谁都没想到，这三个条件让林因当场就愣住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世界上最傻的男人，她嫁定了！
01
2005年的夏天，我们小县城的热浪能把柏油路晒得软趴趴。我叫林因，是我那个爱看书的爸，拍脑门给我起的。
我在县一中教英语，日子过得就像学校门口那条护城河，平静，偶尔漂过几片落叶，不起半点波澜。
某天下午，我正趴在旧书桌上备课，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我妈“咣当”一声推开门，满脸红光，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还攥着张皱巴巴的照片。
“小因，快别弄你那些破书了，妈给你说个天大的好事！”她把照片往我桌上一拍，声音压得又低又兴奋。
我抬起头，瞥了一眼那张因为反复摩挲而卷了边的照片。一个穿着海魂衫的男人，皮肤黝黑，背景是茫茫大海，笑得有点憨。
“相亲？”我头都没抬，继续在教案上写写画画。这两年，这种场面我已经见怪不怪了。自从我和谈了三年的同事高翔分手后，我妈就把我的婚事当成了她下半辈子的头等大事。
“什么叫相亲？这能叫一般的相亲吗？”我妈把椅子拖到我身边，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这可是你王阿姨的远房外甥，远洋船长！叫陈建国，三十二岁。”
“船长？”我停下笔，心里有点犯嘀咕。船长这个职业，对我们这种内陆小县城的人来说，跟宇航员差不多遥远。
我妈看我有了点兴趣，立马来了精神，把那个最重磅的炸弹扔了出来：“人家一年！就一年！挣这个数！”她伸出五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晃。
“五万？”我猜。在当时，我们县城里，一个科级干部的年薪也就两三万，五万已经算高收入了。
我妈“切”了一声，脸上带着一种“你太没见识”的表情，一字一顿地说：“是……五……百……万！”
“轰”的一声，我感觉脑子里像被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五百万？在2005年，在我们这个普通工人月薪只有八百块的小县城里，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妈，你被骗了。这是杀猪盘吧？”
“呸呸呸！什么杀猪盘！”我妈瞪了我一眼，“人家是国际远洋货轮的船长，拿的是美金！换算过来的！你王阿姨还能骗我？人家亲外甥！手续都看过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妈唾沫横飞地给我描绘了一幅金碧辉煌的蓝图。说这个陈船长人有多老实，多本分，就是常年在海上漂，耽误了个人问题。说人家家里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最后，她话锋一转，落到了最现实的问题上。
“小因，你都二十七了，不是十七！高翔那种没担当的，你跟他耗了三年，结果呢？人家现在孩子都快会打酱油了！你还在这挑啥？”她指着我们家斑驳的墙壁，“你看看咱家这房子，你爸那身体，天天爬六楼，你看着不心疼？要是……要是你跟了陈船长，别说换个电梯房，就是买个别墅都绰绰有余！”
我沉默了。我妈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爸有慢性的肺病，天气一变就喘得厉害。我们这个老破小，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电梯。每天看他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挪上六楼，咳得脸通红，我心里就跟刀割一样。换个带电梯的房子，是我这两年最大的心愿，也是我每个月省吃俭用，却连首付都凑不齐的奢望。
可这不代表，我要为此卖掉我的人生。
“妈，钱能买来陪伴吗？”我放下手里的书，叹了口气，“一年到头不着家，那不叫过日子，那叫守活寡。我不想下半辈子对着一张银行卡过日子。”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开窍！”我妈急了，声音也高了八度，“什么守活寡！人家一年能休假三周呢！再说，男人天天在家有什么用？像你爸这样，守着你妈一辈子，结果呢？连看病的钱都得省！”
这句话说得重了，里屋传来我爸的一阵猛烈咳嗽声。我妈也意识到自己失言，赶紧闭了嘴，眼圈却红了。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家好。在这个小县城里，二十七岁还没结婚的女人，背后要承受多少指指点点。她出去打个麻将，都得听牌友们明里暗里地“关心”我。
接下来的几天，我家成了亲戚们的“作战指挥部”。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电话一个接一个，主题思想只有一个：林因，你这回要是再作，就真是脑子被门挤了。
“小因啊，我是你三姨，我跟你说，女人这一辈子，不就图个安稳吗？有钱，就是最大的安稳！”
“喂，小因吗？我是二舅妈。男人长得帅有啥用？能当饭吃？老实会挣钱才是王道啊！”
我被这轮番轰炸搞得头昏脑胀，最后干脆拔了电话线。世界清净了，但我的心却更乱了。
最终让我妥协的，还是我爸。
那天晚上，他看我闷闷不乐，把我叫到他房间。他没多说什么，只是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打开来，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角票、毛票，还有几张稍微大一点的十块、二十块。
“这是爸攒的，给你当嫁妆。”他声音沙哑，“爸没本事，给不了你更好的。那个……陈船长，你要是不喜欢，就不见。别委屈自己。”
看着他布满老年斑、微微颤抖的手，和那一盒子承载着他半辈子辛劳的钱，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我怎么能不委屈？我委屈的是，我读了那么多书，梦想着琴瑟和鸣的爱情，最终却要被明码标价地摆在相亲市场上。我更委屈的是，面对现实的窘迫，面对父母的衰老，我那点可怜的清高，显得那么无力，那么可笑。
“爸，我去。”我擦干眼泪，对我爸，也对自己说，“就当……就当去吃顿饭。”
约好见面的那天，是个周六。我妈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薅起来，让我穿她新买的那条粉色连衣裙。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被强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自己，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最后，我脱下裙子，换上了平时上课穿的白衬衫和牛仔裤，素面朝天，连口红都没涂。
我妈气得直跺脚，但我铁了心。这不仅是一场饭局，更是我的战场。我要用我的方式，捍卫我最后的阵地。
约定的地点是县城里一家叫“老地方”的小饭馆，装修普通，但胜在清静。我和我妈提前到了，挑了个靠窗的位置。我妈紧张得手心冒汗，不停地整理自己的衣服，嘴里念叨着：“小因，待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得主动点，多笑笑，别跟个木头似的。”
我心不在焉地应着，眼睛望着窗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不管对方说什么，我都会用最礼貌的方式拒绝。我要让他知道，我林因，不是可以用钱砸晕的女人。
约定的时间过了十分钟，人还没来。我妈开始坐立不安。我心里冷笑一声：果然，有钱人都这么大架子，连最基本的守时都做不到。
又过了五分钟，一个高大壮实的身影出现在饭馆门口。他逆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一步一步，踩得很稳，像是走在晃动的甲板上。
我妈激动地站了起来，朝他挥手：“陈船长，这边！”
他走了过来。当他完全暴露在光线下时，我心里凉了半截。
照片果然是骗人的。眼前的男人，比照片上看起来苍老起码十岁。皮肤被海风和烈日侵蚀得黝黑粗糙，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领口都有些松垮了，下面是一条普通的工装裤，脚上一双解放鞋。这身打扮，别说年薪五百万的船长，就是说他是我们家楼下工地上的工人，我都信。
他走到我们桌前，看着我，木讷地点了点头，露出一口白牙。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声音有些嘶哑：“不好意思，刚下船，有时差，来晚了。”
02
那顿饭，我吃得如坐针毡。
陈建国在我对面坐下，高大的身躯让那张小小的方桌都显得局促起来。他似乎很累，眼窝深陷，布满血丝。我妈热情地把菜单推到他面前，让他点菜。他摆摆手，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挠了挠头，憨厚地说：“阿姨，你们点吧，我吃啥都行，不挑食。”
最后还是我妈点了四菜一汤，都是这家店的招牌菜。等待上菜的间隙，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我妈拼命地找话题，从天气聊到我们县城的特产，陈建国只是“嗯”、“啊”地应着，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
我受不了这种窒息的氛围，决定主动出击，速战速决。
“陈船长，”我开口，声音比想象中要平静，“听我妈说，您常年在海上工作？”
他像是没想到我会主动跟他说话，愣了一下，才点了点头：“是，跑国际航线，一年到头都在船上。”
“那……海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问了一个自认为能打开话匣子的问题。毕竟，那是他的专业领域。
他闻言，眉头紧锁，似乎在努力地组织语言。我耐心地等着，我妈也在一旁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过了足足半分钟，他才憋出几个词：“很晃，风浪大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很咸，空气里都是咸味。然后……也很想家。”
说完，他又沉默了。
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对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事业，竟然只有这么贫乏的描述。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片真实而浩瀚的汪洋大海，我在这头，他在那头，语言的船只根本无法抵达彼此的彼岸。
菜上来了，热气腾腾。我妈热情地给他夹菜，他受宠若惊地连声道谢，然后就埋头苦吃，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他的吃相并不难看，但能看出来，吃饭对他来说，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一种享受。
为了不让我妈的努力白费，我硬着头皮，又尝试了一次。
“我平时喜欢看书，看电影，最近在看《百年孤独》。”我说，“不知道陈船长有什么爱好？”
他从饭碗里抬起头，嘴里还塞着饭，眼神里一片茫然：“啥孤独？没听过。我……我不识几个字，初中没毕业就上船了。在船上没事干，就看看天，看看海，有时候跟伙计们打打牌。”
我彻底死心了。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所珍视的那些精神层面的共鸣、灵魂深处的交流，对他来说，可能就像天书一样无法理解。
他要的，或许只是一个能在他不在家时，照顾好家庭，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女人。而我，要的是一个能在我念出上句诗时，能接出下句的伴侣。
我们的需求，南辕北辙。
就在这时，他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他看着我，很认真地问：“林老师，听说你是教英语的？”
我点了点头。
“那敢情好。”他眼睛一亮，“我船上有时候要跟外国人打交道，我这英语，就会几句‘哈喽’、‘三克油’，老丢人了。以后要是有机会，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妈一听，立刻拍手叫好：“哎呀，这不正好吗！小因就是老师，教书育人是她的本职工作嘛！建国你放心，以后让小因天天教你！”
我心里却是一阵悲哀。原来在他眼里，我这个英语老师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当他的免费翻译和家庭教师。
这顿饭的最后，他主动提到了他最关键的工作性质，也彻底粉碎了我对他最后一丝幻想。
他放下筷子，用餐巾纸擦了擦嘴，用一种陈述事实的语气说：“林老师，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我的工作，注定了不能常在家。我们跑一趟主航线，来回就得大半年。算下来，一年大概有三百四十天是在船上。假期是三周，但有时候因为船期紧张，还得得分两次休。”
三百四十天。
三周。
这两个数字在我脑海里盘旋，像两只苍蝇，嗡嗡作响。这意味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有三百四十天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面对所有生活的琐碎和困难。家里的灯泡坏了，我得自己换；下水道堵了，我得自己通；父母生病了，我得一个人送他们去医院。
而我的丈夫，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上。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
这根本不是婚姻。这比守活寡还可怕。守活寡起码还有个盼头，而我，连盼头都没有。这更像是签了一份长期的劳务合同，我负责操持家务，抚养可能存在的孩子，照顾双方老人，而他，负责提供资金。我们是合伙人，是雇主与雇员，唯独不是夫妻。
我彻底冷静了下来，甚至有些如释重负。我找到了一个无法辩驳的，可以让我妈和我自己都彻底死心的理由。
饭局结束时，陈建国主动去买了单。他站在饭馆门口，对我妈说：“阿姨，我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了，陈船长。”我抢在我妈开口前拒绝了，语气礼貌但疏离，“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不麻烦您了。”
我拉着我妈的手，转身就走，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
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妈跟在我身边，还在兴奋地叽叽喳喳。
“怎么样？小因，妈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人老实，话虽然少，但男人话少才靠得住！你看他那手，一看就是干活的实在人！哪像高翔，油嘴滑舌的！”
“妈，别说了。”我突然停下脚步，打断了她的话。
她愣住了，看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我跟他，不可能。”
我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03
我明确拒绝后，家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吵。
“不可能？哪里不可能了？”我妈的声音尖锐得像要划破我们家老旧的天花板，“人家哪里配不上你了？是嫌他丑，还是嫌他没文化？林因我告诉你，你别给脸不要脸！人家年薪五百万，别说在咱们这小县城，就是到省城去，什么样的黄花大闺女找不到？人家看上你，那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被她的话刺得心口发痛，也忍不住吼了回去：“福气？什么样的福气？一年见不到一个月，家里什么事都指望不上！我图他钱吗？我图他一年能回来陪我二十天吗？妈，那是过日子吗？那是熬日子！”
“熬日子也比现在这穷日子强！”我妈气得直哭，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拍着大腿，“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死脑筋的女儿！放着金山银山不要，非要去捡那些不值钱的破烂！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高翔？我告诉你，没门！”
“跟他没关系！”我喊得声嘶力竭，“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里屋的咳嗽声再次响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促。争吵戛然而止。我妈捂着嘴不再说话，眼泪却掉得更凶了。我站在客厅中央，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以为，我的拒绝就是这件事的终点。但我低估了“年薪五百万”这五个字在一个小县城里的威力。
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像一阵风，一夜之间刮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版本也从最初的“一中林老师在相亲”，演变成了“一中林老师攀上金龟婿，准女婿是年薪五百万的远洋船长”。
我一夜之间成了县城里的名人。
我去学校，办公室里原本热烈的讨论声在我推门而入的瞬间戛然而止，同事们交换着暧昧的眼神，然后故作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林老师来啦？哎呀，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漂亮了！”
我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婶多塞给我两根葱，挤眉弄眼地说：“林老师，快要办喜事了吧？到时候可得请我们喝喜酒啊！你可真是好福气！”
甚至连我班上的学生，都在课间休息时凑在一起，小声议论：“听说了吗？我们英语老师要嫁给一个大老板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被放在聚光灯下，供所有人参观、议论。那些或羡慕、或嫉妒、或揣测的目光，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得我浑身难受。我百口莫辩，因为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都只会认为我是在“谦虚”、“装清高”。
在这个人情社会里，我被舆论绑架了。所有人都默认了我应该欣喜若狂地接受这门亲事，我的拒绝，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不知好歹”。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前男友高翔的出现。
那天下午，我刚走出校门，就看到他靠在一棵梧桐树下等我。他还是老样子，穿着一件格子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我们分手半年，这是第一次再见面。
“小因。”他叫住我，语气里带着一丝我琢磨不透的复杂情绪。
“有事吗？”我站定，表情平淡。
他苦笑了一下，走上前，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一番，说：“我听说了，恭喜你啊，找到了个好归宿。”
他的话酸溜溜的，充满了讽刺。我皱起眉头：“你听谁说的？”
“整个县城谁不知道？”他摊了摊手，语气变得尖刻起来，“年薪五五十万的船长，真是好大的手笔。小因，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也是个这么看重钱的人。当初跟我分手，说我们看不到未来，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你想要的未来，是我给不起的。”
他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精准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们为什么分手？不就是因为他安于现状，在学校里当个合同工，一个月一千块钱工资，却满足得不得了。我劝他考个编制，他嫌累；我让他跟我一起攒钱付首付，他说租房子也挺好。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他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而我，却迫切地想要一个安稳的家。
我们因为现实分开，现在，现实却以一种更残酷、更讽刺的方式，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我没有答应他。”我看着高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
“是吗？”他一脸不信，“欲擒故纵的把戏罢了。也是，毕竟是五百万，不多拿点钱，怎么对得起这个价码。”
说完，他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浑身冰冷。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是不是我太理想主义，太不切实际了？
在这个世界上，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
陈建国这个名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
奇怪的是，自从那天饭局之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也没有托媒人再来游说。这让我稍微松了口气，但心底深处，却又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或许，他也觉得我们不合适，放弃了吧。
我以为，只要我再坚持一段时间，等这阵风头过去，一切就能恢复平静。
然而，生活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沉重一击。
一周后的一天深夜，我被我妈惊慌的哭喊声吵醒。我冲进爸妈的房间，看到我爸半躺在床上，脸色青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
“快！快叫救护车！”我妈六神无主，哭着说。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拨打了120。在等待救护车的十几分钟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看着父亲痛苦的样子，和母亲焦急的泪水，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觉到了钱的重要，和自己的无能为力。
救护车呼啸着把我们送到县医院。经过一番抢救，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了下来。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表情严肃地说：“病人这是老毛病了，肺阻滞。县医院的条件有限，只能暂时缓解。我建议你们，尽快带他去市里的大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和系统的治疗，不然以后还会反复发作，而且一次会比一次严重。”
那一晚，我守在病床前，一夜未眠。窗外的天色一点点亮起来，我的心却沉入了无边的黑暗。
去市里看病，谈何容易。挂专家号，住院，检查，治疗……每一项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我们家那点微薄的积蓄，在这种真正的困难面前，简直是杯水车薪。
那一刻，我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再次浮现出那个黝黑的，沉默的，据说年薪五百万的男人。
04
父亲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病情算是控制住了。但医生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上。去市里看病，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开始四处打电话，托关系，想在市里医院挂个专家号。可那些平时称兄道弟的朋友，一听到这事，都变得支支吾吾。2005年，医疗资源远比现在紧张，想挂上一个好专家，比登天还难。
钱，更是个大问题。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加上我爸妈的养老钱，凑在一起也不过三万多块。这点钱，在市里的大医院面前，可能连个水花都激不起来。
那几天，家里的气氛压抑得可怕。我妈整天唉声叹气，偷偷抹眼泪。我爸虽然嘴上说着“不去看了，老毛病死不了人”，但晚上总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默默地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困住了，无论怎么挣扎，都找不到出口。我甚至动了去跟亲戚借钱的念头，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知道，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我开不了这个口。
就在我们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陈建国出现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厨房给我爸熬粥，听到了敲门声。我妈去开的门，随即传来她又惊又喜的声音：“哎呀，是建国啊！快，快请进！”
我心里“咯噔”一下，端着粥锅的手都抖了一下。
我走出厨房，看到陈建国站在我们家狭小的客厅里，显得更加高大。他还是那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但手上却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都是一些进口的水果和看起来就很昂贵的营养品。
“叔叔，阿姨，我来看看叔叔。”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声音依旧是那么低沉。
我爸挣扎着想从沙发上坐起来，他连忙走过去，按住我爸的肩膀：“叔叔您躺着，别动。”
他的出现，让我妈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她拉着陈建国的手，眼泪就下来了：“建国啊，你来得正好，我们家……我们家都快愁死了……”
陈建国没有多余的安慰，他只是拍了拍我妈的手背，然后直接对我爸说：“叔叔，我听说了你的情况。我在市人民医院有个老同学，现在是呼吸科的主任，我已经帮你约好了他的专家号，下周三上午。”
我们全家都愣住了。
他仿佛没看到我们的表情，继续用那种平静的语气说：“房子我也找好了，就在医院旁边的小区，三楼，有电梯。是个两居室，家电齐全，你们随时可以过去住。这样方便照顾，也不用天天来回跑。”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解决了我们眼下最大的难题。挂号难，住宿贵，这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大山，被他轻描淡写地就搬开了。
我妈激动得语无伦次，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建国，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爸躺在沙发上，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因为激动，又开始咳嗽起来。
只有我，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震惊，感激，还有一丝被冒犯的屈辱。
他凭什么？他凭什么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我们家？他凭什么用钱来解决一切，好像我们除了接受他的施舍，别无选择？
一股无名火“噌”地一下冒了上来。我走过去，把他拉到门外，压低声音，冷着脸说：“陈船长，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你的钱，我们不能要。我们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走廊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照亮了他那张黝黑的脸。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也很真诚，没有一丝一毫施舍的意味。
他说：“林老师，我没别的意思。我常年在外，最担心的就是家里老人的身体。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吃了很多苦。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他的坦诚，让我准备好的一肚子刻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
他顿了顿，继续说：“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一个跑船的粗人，配不上你这个大学生，文化人。我也知道，我的工作性质，让你没法接受。这些我都懂。”
我没想到他会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我以为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没想到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什么都清楚。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我本想把话说得更绝一点，让他彻底死心。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极其严肃的语气说：“林老师，我知道我的工作让你无法接受。在你彻底拒绝我之前，能不能允许我，先对你提三个要求？你听完，如果还是觉得不行，我立刻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们。”
“要求？”我心里冷笑一声。果然，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前面铺垫了那么多，又是帮忙挂号，又是找房子，现在终于要提条件了。我倒要看看，他能提出什么花样来。
我抱着手臂，靠在墙上，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他，冷冷地说：“说吧，我听着。”
05
我家楼下的老槐树下，夏夜的风带着一丝燥热。周围很安静，只有不知疲倦的蝉鸣，一声接着一声。昏黄的路灯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和我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甚至能预感到他会说什么：“你看，你家的情况我也帮了，我们……”这种用恩情来交换婚姻的方式，是我最鄙视的。我深吸一口气，准备用最决绝的话来捍卫我最后的尊严。
我冷着脸，先发制人：“陈船长，你为我爸做的一切，我们家会记着，这笔钱我们会想办法还你。但如果你想用这个来谈我们俩的事，那我劝你不要开口。”
他黝黑的脸在路灯下看不清表情，但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辩解或劝说。
他沉默了几秒钟，突然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硬的语气说：“林老师，我时间不多，咱们也别绕弯子了。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他往前走了一步，一股淡淡的海风气息扑面而来，带着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他说：“你想让我彻底消失，也行。但你必须先答应我三个条件。你听好了，这不是要求，是条件。你要是做不到，那就对不住了，你明天必须跟我去民政局把证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