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王芳回忆录》《沈醉回忆作品全集》《中国秘密战》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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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的一个深夜，北京一间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几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围坐在一张长桌前。
桌上摊开着厚厚的一摞卷宗，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信息——照片、笔迹样本、行动记录、证人证词。
可这些材料越看越让人心惊。
"这个人太危险了。"
一位干部敲着桌面，眉头紧锁。
"他在延安待了将近一年，接触过那么多核心机密，认识那么多同志。"
"现在他跑了，谁知道他手里还掌握着多少秘密？"
"关键是，我们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另一位干部翻着档案。
"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节的？"
"在延安期间，他的表现一直很好，组织上对他很信任。"
"如果不是后来查出来，谁能想到他会是军统的人？"
窗外的夜色浓重，办公室里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
桌上的那些档案，记录着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的案子。
"可他在延安那段时间，真的是在为军统工作吗？"
第三个人提出了疑问。
"我看过一些报告，他虽然接触了很多机密，但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很多本来可以出卖的同志，都安然无恙。"
这话让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领头的干部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立场是什么。"
"他到底是军统派来的特务？"
"还是我们的同志被军统策反了？"
"或者......"
他停下脚步，看着窗外的夜色。
"或者，他是双面间谍，两边都在欺骗？"
房间里陷入了更长时间的沉默。
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可能性，可越想越觉得可怕。
这个案子太复杂了，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从上海到延安，从重庆到台湾，每一个环节都迷雾重重。
更麻烦的是，这个人极其聪明，做事滴水不漏，几乎不留下任何把柄。
"他现在在台湾。"
一位干部合上卷宗，叹了口气。
"短时间内我们是找不到他了。"
"但这个案子不能就这么放下。"
"我们必须查清楚，他到底是谁的人，在延安那段时间到底做了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人想不通。"
领头的干部补充道。
"如果他真的是军统特务，为什么离开延安的时候，身份还没有完全暴露？"
"延安的保卫工作那么严密，他能潜伏一年多不被发现，这本身就很不寻常。"
另一位干部接过话："会不会，他其实一直是我们的人，只是被安排执行特殊任务？"
"不可能。"
领头的干部摇摇头。
"如果是我们安排的，不可能没有任何记录。"
"而且后来他在台湾的所作所为，明显是在为国民党卖命。"
"那就更奇怪了。"那位干部说。
"一个军统特务，怎么能在延安待那么久？"
"他是怎么通过政审的？"
"他是怎么取得那么多同志信任的？"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我提议成立专案组。"
领头的干部做出决定。
"把这个人从头到尾查一遍。"
"从他的出生开始查，查他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社会关系。"
"查他在上海的活动，查他是怎么去的延安，查他在延安的一举一动。"
"还要派人去台湾那边打听消息。"
另一位干部补充。
"看能不能了解到他现在在做什么。"
"这个案子。"
领头的干部拿起桌上的档案，表情严肃。
"可能会成为我们党史上的一个重大悬案。"
"这个人知道的太多了，如果他真的是叛徒，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他不是，那我们更要搞清楚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窗外，夜色深沉。
这个悬案，就像这漆黑的夜幕一样，看不清真相。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案子会成为国共两党情报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困扰史学界长达几十年。
更不会有人想到，当这个人的身份最终浮出水面时，会引发多么大的震动。
几十年后，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依然会为这个案子的复杂性而感到震惊。
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的真实立场是什么？
他这一生，到底在为谁工作？
这些问题，至今没有标准答案。
【一】书生变特工
1913年2月，浙江仙居县一户普通人家迎来了一个男婴。
父亲是个木匠，手艺不错，在当地小有名气。
虽然家境算不上富裕，但供一个孩子读书还是没问题的。
母亲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
这个男孩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慧。
三岁能背诗，五岁能写字，七岁进私塾的时候，已经能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
村里的私塾先生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的灵气打动了。
"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先生对他父母说。
三年私塾，这个孩子学得又快又好。
别的孩子还在摇头晃脑背《千字文》，他已经开始读《论语》了。
别的孩子写字还歪歪扭扭，他已经能写出一手工整的楷书。
先生越看越喜欢，甚至免了他的学费。
"这样的好苗子，不能耽误了。"
可光靠私塾的教育，在那个年代是不够的。
父亲咬咬牙，决定送儿子去县城读新式学堂。
新式学堂和传统私塾完全不同。
这里不仅教四书五经，还教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科学知识。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深夜了还在灯下演算习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他的成绩在全校都是名列前茅。
1930年，17岁的少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考南京中央军校。
在当时的中国，能进中央军校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毕业后就能当军官，前途无量。
可考军校并不容易。
文化课要考，体能也要考，竞争异常激烈。
全县报考的有几十个人，最后只录取了他一个。
父母高兴得不得了。
街坊邻居都来祝贺，说这孩子给全村争了光。
在中央军校的三年，这个少年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
他学会了使用各种武器，学会了战术战法，也学会了如何带兵打仗。
可他并不满足于此。
他知道，光有军事知识还不够，还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学识。
1933年，他做出了另一个决定——报考上海复旦大学。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不理解。
军校毕业就能当军官，为什么还要去读大学？
可他心里很清楚，他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军官的职位。
上海，十里洋场，纸醉金迷。
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战场。
在复旦大学，这个来自浙江小县城的青年，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大都市的繁华，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潮。
校园里到处都是激烈的辩论。
有人谈三民主义，有人讲共产主义，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
各种思想在这里碰撞，各种主义在这里争论。
他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
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这些在内地根本看不到的书，在上海的旧书摊上随处可买。
他还自学了俄语和英语。
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能够直接阅读外文原著。
他觉得翻译过来的书，总是会丢失一些原本的意思。
同学们发现，这个戴眼镜的书生虽然话不多，但每次讨论起理论问题，总能说出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他的思维很敏锐，逻辑很清晰，而且总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1935年，华北危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华北五省岌岌可危。
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上海的大学生们更是走在前列。
这个年轻人也加入了学生运动。
他参加集会、散发传单、组织罢课。
渐渐地，他在进步学生中有了一些名气。
可他并不满足于在校园里喊口号。
他觉得，真正的革命不在学校，而在工厂，在工人中间。
于是，他开始往浦东的工厂跑。
他混在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听他们诉说苦难。
慢慢地，他开始组织一些小规模的活动，为工人争取权益。
1936年春天，浦东煤炭公司的工人准备罢工。
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安全条件太差——工人们实在忍无可忍了。
这个年轻人是罢工的组织者之一。
他帮着起草传单，联络各个工段，商量罢工策略。
罢工的前一天晚上，他站在工人们中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们不是要砸饭碗，我们是要争取合理的待遇。只要团结起来，资本家就会让步。"
工人们听了他的话，都很振奋。
有人说："这位学生先生说得对！我们要团结起来！"
可没等罢工正式开始，国民党当局就动手了。
当天深夜，几十个工人被抓，这个大学生也被一起带走了。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
几个特务围着他，轮番审问。
"说，谁指使你的？"
"是不是共产党？"
"老实交代，可以从宽处理！"
年轻人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知道，这个时候越说越错。
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说。
特务们渐渐失去了耐心。
其中一个站起来，撸起袖子："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老实交代的。"
就在这时，年轻人突然抬起头。
他的眼神很平静，甚至还带着一丝嘲讽。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特务们愣了一下。
这个学生被抓了还敢这么嚣张？
年轻人不慌不忙地报出了一个名字——某位国民党高官的名字，说是自己的远房亲戚。
"我这次来上海，就是这位长辈安排的。他想让我了解一下基层的情况。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不过，要是查出来我说的是真的，你们几个恐怕吃不了兜着走。"
特务们面面相觑。
这种事情，真不好办。
那位高官他们当然知道，位高权重，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
可万一这学生是在撒谎呢？
"你说你是他的亲戚，有什么证明吗？"
"证明？"
年轻人笑了。
"你们见过哪个大人物的亲戚出门会带着证明的？不过你们可以去查，查我的户籍，查我的家族关系。只是，查这种事情需要时间，你们确定要让我在这里等着吗？"
特务们犹豫了。
一方面，他们觉得这个学生可能是在诈唬。
另一方面，万一是真的呢？
最后，他们决定先把人关起来，等查清楚了再说。
这一关，就是好几天。
期间，特务们确实去查了，可那位高官身在南京，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
而且这种事情也不好直接去问，万一真是人家的亲戚，岂不是得罪人了？
就这样，审讯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特务们不敢对他动刑，也不敢放他走，只能这么耗着。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军统局长戴笠的耳朵里。
戴笠手下的特务千千万万，可大多是些头脑简单的武夫。
像这样的读书人，既有学识又有胆量，临危不乱还能急中生智，实在少见。
戴笠动了爱才之心。
他亲自去监狱见了这个年轻人。
第一次见面，戴笠就对这个年轻人印象很好。
不卑不亢，谈吐得体，而且眼神里有一种常人没有的沉稳。
"你读过不少书吧？"戴笠问。
"还算读过一些。"年轻人答道。
"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年轻人想了想，说："国难当头，人人有责。可怎么救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你的看法呢？"
"我还年轻，没什么资格谈看法。不过我觉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管是什么主义，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就是好主义。"
这话说得很圆滑，但也很聪明。
既没有表明具体立场，又显得有见识。
戴笠很满意。
接下来的几天，他又见了这个年轻人好几次，每次都谈得很投机。
戴笠是个很会笼络人心的人。
他没有摆出什么架子，反而对这个年轻人的经历和见识表示赞赏。
"你这样的人才，应该有更大的舞台。跟着我，前途无量。"
年轻人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一旦答应，就等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可在监狱里待久了，他也明白，不答应，可能出不去这个门。
而且，戴笠确实很有魅力。
他描绘的那个舞台，确实很诱人。
最后，他点了点头。
【二】潜伏者的训练
1937年春天，这个年轻人从监狱里出来，被送到了浙江警官学校。
这所学校表面上是培养警察的，实际上是戴笠专门用来培训特务的地方。
能进这所学校的，都是戴笠精心挑选的人才。
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
如何跟踪目标而不被发现。
如何反跟踪，甩掉尾随者。
如何化装改变容貌。
如何使用各种密码。
如何操作电台。
如何使用各种武器——不仅是枪械，还有刀、棍、暗器。
如何审讯犯人，如何抵抗审讯。
如何在危急时刻保持冷静......
这些技能，每一项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命。
让他意外的是，戴笠还特许他继续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
"你将来要打入共产党内部。"戴笠对他说。
"就必须真正了解他们。"
"光靠装是不够的，你得真正懂他们在说什么，在想什么，在追求什么。"
这话让他很吃惊。
原来戴笠早就给他规划好了任务——打入共产党。
"为什么选我？"他问。
"因为你合适。"戴笠说。
"你读过书，有文化，接触过工人运动，还参加过学生运动。这样的履历，打入共产党最合适。"
"而且，你够聪明，够沉稳，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这个年轻人知道，这是戴笠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能力的认可。
可同时，这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打入共产党，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稍有不慎，就是性命之忧。
可他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更加刻苦地学习。
白天训练各种技能，晚上研读马列著作。
他不仅读中文版的，还读俄文版的，对照着看，深入理解。
他读《共产党宣言》，读《国家与革命》，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他不是随便翻翻，而是认真研究，做笔记，写心得。
渐渐地，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很深的理解。
这种理解，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骨髓的。
有时候，他自己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研究敌人，还是在学习真理。
几个月后，他从警校毕业。
戴笠给他安排了一个新身份——化名李国栋，到上海去，先在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寻找机会打入核心。
上海的地下工作环境非常复杂。
国民党的特务、共产党的地下党、日本人的间谍、各种帮会势力，全都混杂在一起。
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
可这个化名李国栋的年轻人，应付得游刃有余。
他先在一些进步学生中间活动，参加读书会，讨论时事。
因为他理论功底扎实，又有参加工人运动的经历，很快就在圈子里有了名气。
一些地下党员开始注意到他。
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有觉悟，有能力，是个可以培养的对象。
慢慢地，他接触到了一些外围组织。
这些组织虽然不是共产党，但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
他表现得很积极，也很可靠。
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好。
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从不推辞。
就这样，一点点地，他在这个圈子里站稳了脚跟。
戴笠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但他知道，这还只是开始。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
表面上一片和气，实际上暗流涌动。
国民党想借机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则要警惕国民党的破坏。
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戴笠决定实施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派人潜入延安。
延安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是革命圣地，戒备森严。
想要打入延安，难度可想而知。
戴笠手下的特务虽然不少，但真正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的，寥寥无几。
他想到了这个化名李国栋的年轻人。
一天深夜，戴笠在一个秘密地点召见了他。
"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戴笠开门见山。
"去延安。"年轻人心里一震，但表面上依然平静。
"什么时候？"
"等机会。这种事不能急，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你能够自然而然地进入延安。"
"具体要做什么？"戴笠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道：
"第一，长期潜伏。你要在那里扎下根来，成为他们信任的人。这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
"第二，搜集情报。他们的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军事部署、政治动向，所有重要的信息都要报回来。我会安排好联络渠道。"
"第三......"
戴笠压低声音。
"如果有机会，除掉他们的主要领导人。"
房间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年轻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任务。
成功了，他会成为军统的大功臣。
失败了，连命都保不住。
"这个任务很危险。"戴笠说。
"我不勉强你。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另外找人。"
"我去。"
年轻人说得很平静，仿佛只是在说去趟街市一样简单。
戴笠看着他，眼神里有赞赏，也有一丝复杂的情绪。
"好。接下来的时间，你要做充分的准备。研读更多的马列著作，了解延安的情况，学习延安的生活习惯，练习陕北口音。我会给你提供一切需要的资料。"
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个年轻人全身心投入准备工作。
他研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延安的资料。
延安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生活条件、组织架构......
所有细节都要烂熟于心。
他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黄河大合唱》这些抗战歌曲。
他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进步青年。
他练习陕北口音，虽然不可能说得完全标准，但至少不能露出明显的破绽。
他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些延安的人，他们的性格、习惯、说话方式。
这些细节，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
1938年1月，机会终于来了。
重庆中央大学的两位教授——萧致平和刘永川，要组织一个考察团去延安参观。
这是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方面对延安进行的一次友好访问。
戴笠花了很大力气，在中央大学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他给这个年轻人伪造了一整套学生身份证明，从入学记录到成绩单，从宿舍登记到图书馆借书记录，一应俱全。
这个年轻人化名沈辉，以萧致平教授私人助手的身份，混入了考察团。
临行前，戴笠最后一次见他。
"记住。"戴笠郑重地说。
"你这一去，可能是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你要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共产党员。"
"你要相信他们的理想，融入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潜伏下来。"
"我明白。"年轻人点点头。
"还有。"戴笠补充道。
"如果遇到危险，保命是第一位的。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白白送命。你是我最看重的人才之一，我希望你能活着回来。"
这话让年轻人心里一暖。
他知道，戴笠是真心关心他。
"我会的。"他说。
1938年4月，考察团抵达延安。
【三】虎穴求生
第一眼看到延安，这个化名沈辉的年轻人心里还是有些触动的。
这里没有上海的繁华，也没有重庆的喧嚣。
黄土高原上，窑洞一排排，简朴到了极点。
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他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粗糙的小米饭，可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乐观的笑容，眼神里闪烁着理想的光芒。
"这就是延安精神。"接待人员自豪地说。
"我们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精神上是富足的。在这里，人人平等，官兵一致，上下同心。我们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民族解放，人民幸福。"
考察团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延安各个单位。
每到一处，都能感受到那种蓬勃向上的气氛。
在抗大，他看到学员们在简陋的窑洞里学习军事理论，在黄土地上进行军事训练。
他们的装备很落后，可训练却一丝不苟。
在边区政府，他看到干部们穿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衣服，没有任何特权。
政府工作人员自己动手纺线织布，自己种菜养猪。
在八路军总部，他看到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一起吃大锅饭，住窑洞，没有任何区别。
这些场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在上海，他见过太多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见过太多普通百姓的艰难困苦。
可在这里，所有人都一样，都在为同一个理想奋斗。
这种理想主义的氛围，是他在国统区从未见过的。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
萧致平和刘永川两位教授准备离开延安，开始收拾行李。
就在这时，沈辉找到了接待人员。
"我想留下来，参加革命。"他的声音很坚定。
接待人员有些意外，但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很多来延安参观的人，都会被这里的气氛感染，主动要求留下。
"你考虑清楚了？这里条件很艰苦，和上海、重庆完全不一样。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要命，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窑洞。"
"我考虑清楚了。我不是来享受的，我是来革命的。"
"那好，不过按照规定，你要接受组织的审查。这是必要的程序，希望你能理解。"
"我理解。"审查开始了。
负责审查的是保卫部门的周兴处长。
他找沈辉谈了好几次话，每次都长达几个小时，从各个角度试图发现破绽。
"你是哪里人？"
"河南的。"
"家里做什么的？"
"父亲是个小商人，在县城开了个杂货铺。"
"为什么来上海读书？"
"河南教育落后，父亲希望我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听你口音，不太像河南人。"
沈辉早就准备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母亲是浙江人。我从小跟着母亲长大，所以口音有些杂。父亲是河南人，母亲是浙江人，我说话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小破绽。
一个完美无缺的履历反而容易引起怀疑。
留一个不痛不痒的小问题，反而更真实。
果然，周兴在口音问题上纠缠了很久，找语言专家分析，最后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
"你在中央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社会学。"
"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因为我想了解社会，了解人民。只有了解了社会的问题，才能找到改变社会的方法。"
"读过什么书？"
沈辉列举了一长串书名，从中国古典名著到西方哲学著作，从文学作品到政治理论，应有尽有。
其中不少是进步书籍和马列著作。
周兴暗暗点头。
这个年轻人确实读过不少书，而且不是随便翻翻，是真正研究过的。
"你对共产主义怎么看？"
这是个关键问题。
回答得好，就能过关。
回答不好，就会引起怀疑。
沈辉想了想，说："我觉得共产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它追求的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个理想很崇高，也很美好。"
"只是理想吗？"
"不，不只是理想。"沈辉说得很认真。
"我相信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虽然现在困难很多，道路很曲折，但只要坚持斗争，总有一天会实现。"
这个回答让周兴很满意。
既表明了立场，又显得有深度。
接下来，审查人员又去中央大学核实他的学生身份。
戴笠早就在这方面做足了功课，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准备齐全了。
中央大学那边回复说：确实有这个学生，成绩优良，思想进步，经常参加进步活动。
审查人员又找了一些认识沈辉的人询问情况。
这些人都说他不错，热心，可靠，有正义感。
前后审查了一个多月，调查了各个方面，都没有发现问题。
最终，沈辉通过了审查，被批准留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抗大，沈辉表现得格外积极。
学习刻苦，每天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
政治理论课上，他总能提出有深度的问题。
军事训练中，他虽然不是最强的，但最认真的。
工作认真，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不管大小，他都完成得很好。
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从不推辞。
生活简朴，从不搞特殊。
有时候伙食不好，别人抱怨，他总是说："比起前线的战士，我们这算什么？"
团结同志，和大家相处得很好。
有同志遇到困难，他总是热心帮助。
有同志思想上有疙瘩，他也能耐心开导。
因为他理论水平高，又有工人运动的经历，很快就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
负责政治工作的康生注意到了他。
康生是个很厉害的人物，负责组织和保卫工作，眼光很毒。
康生专门找沈辉谈了几次话。
每次谈话，康生都会问一些很刁钻的问题，试图从各个角度了解这个年轻人。
可沈辉应对得很好。
他的回答既有深度，又很真诚，让人挑不出毛病。
"你是国统区来的进步青年的表率。"康生这样评价他。
这个评价很高。
在康生的培养和介绍下，沈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那天，沈辉举起右拳，面对党旗郑重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表面上，他在完成戴笠交给他的任务，成功打入了共产党。
可内心深处，他又在想些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入党后，沈辉被分配到八路军留守兵团担任中校参谋。
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能够接触到很多军事情报。
后来，他又被调到中央机关，做一些文件收发的工作。
这个职位看似普通，实际上能接触到更多的机密文件。
延安城里有个卖油茶的老头，经常挎着一只缺了口的茶壶沿街叫卖。
这个老头就是军统安插的交通员。
每隔一段时间，沈辉就会把情报藏在约定的地点，由老头取走。
然后通过秘密渠道，把情报送到重庆。
他传递出去的情报不少——组织架构、人员调动、会议内容、文件摘要、军事部署......
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戴笠手里，让戴笠对延安的情况了如指掌。
可与此同时，一些奇怪的事情也在发生。
按照沈辉提供的情报，重庆方面多次准备对延安的地下组织动手。
可每次行动都会在最后关头出现意外——要么目标人物提前转移了，要么行动被上级叫停，要么行动过程中出现技术问题，总之就是抓不到人。
戴笠觉得很奇怪，但也说不出哪里不对。
他只能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
还有一件事让人费解。
沈辉在延安认识了不少人，掌握了不少秘密，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出卖很多重要同志。
可一年多过去了，并没有人因为他而被捕或牺牲。
这是为什么？
是他不想出卖？
还是他出卖了，但信息被别人截获了？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出卖，传递的都是不重要的情报？
这些疑问，当时没有人能回答。
1939年春天的一天，延安保卫部门抓获了一个僧人。
这个僧人形迹可疑，经过审问，承认自己是军统的特务。
顺着这条线索，保卫部门破获了一个特务网，抓了几十个人。
审讯的时候，有特务交代说，他曾经在老榆树上留下过联络暗号，想要联系另一个潜伏人员。
可那个人看到暗号后，并没有来赴约。
"是谁？"
"不知道，是单线联系，我只知道暗号，不知道人。"
调查人员调查了很久，也没查出那个没来赴约的人是谁。
如果那个人去了，很可能也会一起被抓。
可他为什么没去？
是察觉到了危险，还是另有原因？
这成了一个谜。
而沈辉，就在那段时间里，继续在延安工作着。
表面上，他依然是那个积极进步的党员干部。
暗地里，他依然在为军统搜集情报。
可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延安这段时间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真正的理想主义，看到了一群为了信仰而奋斗的人。
他们不求名利，不计得失，甘愿付出一切。
这让他有时候会陷入沉思：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
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
他不能想这些，一旦想多了，就会动摇。
他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自己是军统的人，是来完成任务的。
可有些东西，一旦进入心里，就再也拔不出去了。
【四】神秘撤离与身份暴露
1939年9月的一个下午，沈辉接到通知，上级要找他谈话。
谈话地点在一个窑洞里。
沈辉推门进去，看到一位负责干部坐在桌子后面。
"坐吧。"那位干部和蔼地说。
谈话的内容看似平常——询问他的工作情况，了解他的思想状态，征求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可沈辉敏锐地感觉到，这次谈话不太一样。
对方的眼神里，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审视。
虽然态度还是很客气，语气还是很温和，但那种探究的意味，让他心里发紧。
有几个问题，看似随意，实际上很尖锐。
比如问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问他在某个时间点做了什么，问他认识哪些人......
这些问题环环相扣，如果回答不当，很容易露出破绽。
沈辉小心翼翼地回答着，既不能说得太多，也不能说得太少。
他必须表现得自然，让对方看不出任何异样。
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结束的时候，那位干部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好工作，组织上很看重你。"
沈辉笑着点点头，可心里却沉甸甸的。
走出窑洞，天已经黑了。
延安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犬吠。
沈辉一个人走在黄土路上，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他回想着谈话的每一个细节，试图找出自己可能露出的破绽。
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那天夜里，他整夜未眠。
几天后，组织上找他宣布了一个决定——派他到浙江白区工作。
表面上，这是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白区工作更危险，也更重要，能被选派去的都是骨干。
可沈辉心里清楚，这可能是一个信号——他已经引起了怀疑。
把他调离延安，调离核心部门，很可能就是想隔离观察，看看他会不会露出什么马脚。
他必须做出选择。
如果继续待在延安，迟早会暴露。
延安的保卫工作太严密了，一旦被盯上，很难脱身。
可如果现在就走，又显得太仓促，反而会引起更大的怀疑。
最好的办法是，先去浙江报到，然后找机会脱身。
1939年10月，沈辉离开了延安。
临行前，很多同志来送他。
他们握着他的手，叮嘱他注意安全，期待他在白区工作取得好成绩。
有的同志还给他准备了一些干粮和衣物。
"到了白区，一定要小心。那里可不比延安，到处都是敌人。"一位同志说。
"我会的。"沈辉笑着说，心里却五味杂陈。
这些人，是真心把他当作同志的。
如果有一天他们知道真相，会是什么反应？
离开延安的路上，沈辉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可他不能多想。
他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安全脱身。
到了浙江后，他没有立即去报到。
他先在一个小镇上住了几天，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确认没有被跟踪。
然后，他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在路上遇到了一点麻烦，需要几天时间处理。
延安回电说：注意安全，有情况随时汇报。
沈辉看着电报，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他消失了。
就这样消失了。
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延安方面派人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起初以为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意外，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可又说不清楚到底哪里不对。
他在延安的表现一直很好，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这件事成了一个疑案，一直悬而未决。
1940年，国共关系急剧恶化。
双方虽然还在合作抗日，但暗地里摩擦不断。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多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损失惨重。
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
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痛心疾首，同时也在追查：国民党军队是怎么准确掌握新四军行动路线的？
有没有内奸？
有人提到了那个1939年神秘消失的沈辉。
会不会是他？
可没有证据。
而且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延安快两年了，应该不可能掌握新四军的行动路线。
直到1943年，真相才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那一年，军统局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
成立了东南特侦站，站长的名字出现在了公开的人事名单上。
延安的情报人员看到这个名字，立刻向上级汇报。
很快，这份名单被送到了最高层。
当负责人看到那个名字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是他？"
"是的，就是他。"
原来，那个1939年神秘消失的沈辉，根本不是遇到了什么意外，也不是单纯的失踪。
他是军统的特务。
而且不是普通的特务，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
他从一开始就是军统的人。
从进入延安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执行戴笠交给他的任务——潜伏、搜集情报、伺机破坏。
而他在延安待了一年多，接触了那么多机密，认识了那么多同志，传递了那么多情报......
想到这些，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人太危险了。
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他在延安那段时间，到底还做了些什么。
他传递的情报有多少？
他认识的同志有多少？
他掌握的秘密有多少？
皖南事变是不是跟他有关？
他离开延安后，是不是在新四军和延安之间担任过联络工作？
他是不是把新四军的行动路线泄露给了军统？
这些问题，都成了谜。
一份密令从延安发出——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个人，查清他在延安的一切活动。
可这个人已经去了台湾。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这个人——现在知道他的真名叫沈之岳——跟随来到台北，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64年，在蒋经国的大力推荐下，沈之岳出任台湾调查局首任局长。
他一手建立了调查局的现代制度，培养了大批高学历的情报人员，被称为"调查局之父"。
在台湾，沈之岳的身份很明确——他就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工，是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是"蓝色007"。
几十年的时间里，关于他的传闻从未停息。
有人说他是军统的王牌特务，是戴笠最得意的门生。
也有人说他其实是双面间谍，两边都在利用。
还有人说他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个谜，连国民党都不完全了解他。
而当调查人员最终翻开那份尘封数十年的绝密档案，确认这个神秘人物的真实身份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个名字的出现，会让国共两党情报史上所有的疑点重新浮现，让整个情报界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争论与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