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成都、福州等六个大军区团级以上干部。
当时,在会议现场,毛主席在未与各大军区通气的情况下,就将一名妇女叫到了主席台,不仅第一个同她见面,还热情的上前握手拍照,并对她致以亲切慰问。
毛主席接见的这名妇女不是别人,正是原福州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刘培善的夫人左英,当时她正任第三届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卫生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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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英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当时接见六大军区团以上干部,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些动荡,而军队又是稳定的基石,毛主席希望让局势保持在可控的情况下。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左英的出现就让人颇为意外。
当然,毛主席之所以先接见左英,主要是因为刘培善在三个月前在北京培训时突然离世。
1
1919年,左英出生在上海,1934年秋考入了上海仁济私立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作为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左英对社会时局有着自己的理解与看法,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特别是还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这令她的心里产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
在中共地下党的感召下,左英最终参加了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左英还利用关系,秘密购买药品、医疗器械,送往根据地。1938年2月,左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她从护士学校毕业后被安排到了仁济医院,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当时,新四军成立不久,急需要医生护士,上海地下党部署医务界的一批党员医护人员到前线,参加新四军的工作。那时的左英本来可以留在条件更为优越的仁济医院,但后来还是毫不犹豫的投身到了一线。
1939年3月,左英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的安徽泾县,并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面,创建了新四军军部医院,除了为战士们治疗,平常闲暇时也为当地百姓看病,深受老百姓的爱戴。
此后左英陆续担任了新四军卫生部华中卫生学校教员、教务主任、军卫生部保健科长。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左英后来的丈夫刘培善那时也在新四军,但两人那时似乎并没有什么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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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英
1945年初,左英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参会,那时刘培善作为新四军一名杰出将领,来延安已经有一年光景,正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
不久之后,中央统一安排到延安出席七大的代表们到中央党校学习,左英当时也没有例外,后来被分到了在第一部华中第二组,而时任组长的刘培善,成为了左英的顶头上司。
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刘培善就对这位同组的学员左英动了情。
作为长期从事军旅生活的人,刘培善对感情方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过于羞涩不敢表达,后来他托了学习班几个已婚的女同志去说,后来组织上了解到这一情况,也派了人专门去说。
可一来二去,竟让左英产生了反感的情绪。
当时在延安的婚恋相比于今天而言还是很纯粹的,大家彼此见一面,只要同意交往,就等于说是同意了结婚,基本上也是婚后才慢慢的产生感情。
左英不同之处在于,她崇尚自由恋爱,比较反感组织上这种说媒拉纤,刘培善的安排反而起了反效果。
不过,刘培善性格坚定,也不是容易妥协的人,他知道自己一旦错过了这村,就不会再有这店,他对左英反而是异常执着。
后来刘培善请了陈老总出面,陈老总一听,也乐意做这个媒,后来专门找了左英聊了这件事:
“我陈毅向你拍胸脯担保:刘培善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请你多考虑考虑,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姻缘哟,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尽管来找我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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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刘培善
陈老总的谈话令左英吃了一惊,她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件小事,竟然惊动了首长出面。
更令左英没想到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的蔡畅后来也专门找了她谈话,
也是对着蔡畅的面,左英打开了心扉:
“我承认,刘培善是个好同志、好领导。但是,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同,就是结了婚弄不好也还会离婚的。既要离婚,还不如不结婚。再说,我热爱我的医务工作,若叫我牺牲自己的事业,专门去照顾对方,我不愿意。”
听了她的话,蔡畅笑着说:
“你有事业心,我很高兴。我最反对当‘夫人’了。革命队伍中的夫妻,不只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是革命征途上的伴侣和战友。革命的目标一致,是双方产生爱情的基础。我看你和刘培善挺合适的。”
在各方面的撮合之下,左英勉强同意了和刘培善交往。
也是在后来相处的过程中,左英慢慢的被刘培善的诚心打动。
1945年7月1日,刘培善和左英在延安结婚。
2
刘培善、左英两人虽然结了婚,但彼此都很支持对方的事业。
与刘培善征战沙场不同的是,左英一直致力于共和国的卫生事业,也因为这样,夫妻俩常聚少离多,尽管如此,夫妻两人的感情却始终很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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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刘培善被任命为福州市军管会主任,而左英则是负责接管当地国民党当局旧的医疗机构,不久后出任了福州市军管会卫生处长,福州市卫生局长。
次年3月,左英赴北京参加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会议。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途径江西的盘山公路上,左英出了车祸,双腿被压断了,后来上级部门得知此事后,专门把左英送到上海救治。
由于左英伤势沉重,当时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截肢。
那时刘培善人还在福建前线,一听说妻子受了重伤,心里也很着急,然而他无法离开前线,只好给华东局卫生部打了电话,请求他们无论如何治好妻子。
不过,令左英也没有想到的是,一贯以工作为先的丈夫竟然离开工作岗位,亲自驱车赶往上海看望她。
看着眼前熟悉的丈夫,左英问道:
“你突然来,是不是因为我……”
听了妻子的话,刘培善笑着点了点头:
“华东局卫生部的崔部长叫我来,说你的病情万一恶化,只能保命不保腿,高位截肢要我同意。我相信医院的党组织,请崔部长全权处理,你不反对吧?”
听了丈夫的话,左英叹了口气,说:
“如果真要弄到这种地步,你要干的革命工作还很多,我绝不拖累你。”
“你这是什么话?
刘培善一听左英这么说,顿时着了急:
“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你不要胡思乱想,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病医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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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刘培善、左英夫妇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刘培善未能等到妻子手术就离开了医院,然而不久之后,左英就收到了丈夫写来的信:
“无论你伤残怎样了,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绝不会改变。”
经过手术治疗后,左英虽然保住了双腿并重新站起来,但是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在丈夫的鼓励下,左英套上钢护肢架,又一次投入了工作岗位。
从1953年3月开始,左英陆续出任了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福建省第二、第三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
不过,令左英也没想到的是,后来他们夫妇会遭到那样的厄运。
3
1968年4月,刘培善奉命到北京学习,同时出席即将在后勤学院大礼堂召开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
不料就在会议期间,刘培善被批为“阴谋家”、“野心家”、“杨成武代言人”、“军造会后台”、“乱军夺权”,当时有人以他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曾叛变过”的理由对他进行批斗。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周总理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特意跟当时军区的领导干部打了招呼,还提出过两天要和刘培善谈话。
然而,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干预下,刘培善不仅不被允许参会,还要继续接受批斗。
同年5月8日,刘培善因不堪忍受,在锅炉房上吊自尽,去世时只有56岁。然而即便是刘培善已经去世,但还是有些人不愿意放过他。
毛主席后来得知此事后,还气愤的批了8个字:
“不给出路,逼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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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消息传到福州,左英得知此事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丈夫出发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自尽了。
为了给刘培善和他的家属有个交代,周恩来总理组织专人对刘培善的突然去世,做了详细的调查。
5月16日,周总理召集在北京的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及陆海空三军负责人开会,会上就大发雷霆:
“批斗一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事先不同中央打招呼,组织观念哪里去了?”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高度评价了刘培善的一生:
“刘培善同志是个老红军,坚持湘赣边游击战争是很顽强的,他为革命献出了一生,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周恩来还当众宣布:刘培善是革命烈士,其家属、子女享受革命烈士的一切待遇,骨灰安放在八宝山。”
不久之后,根据亲属的意见,刘培善的骨灰被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同年8月11日,毛主席在接见成都、福州六大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时,还特意把左英请到了主席台,并亲切的慰问了他。
在丈夫去世后,左英以极大的毅力继续投入工作岗位,并教抚两个儿子长大成人。
1972年8月,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左英回到了上海,出任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改革开放后,又陆续出任了上海市卫生局党组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人事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1978年5月,总政治部为刘培善彻底平反昭雪,福州军区还特意为刘培善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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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英晚年生涯仍然致力于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在他的教育下,两个儿子也各有成就,其中长子刘晓榕,曾任总后勤部副政委、纪委书记,2008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次子刘胜,曾任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2011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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