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陪女客户去西藏考察,我突然高反,可只有一个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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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兰总,这酒我干了,您随意。”

包厢里乌烟瘴气,我手里端着那个二两五的玻璃杯,里面的五粮液满得快溢出来。对面的女人眼皮都没抬,手里把玩着一个镀金的打火机,火苗一跳一跳的。

“小陈是吧?老张跟我说你是个实在人。”她吐了一口烟圈,隔着青灰色的烟雾看我,“但这趟去西藏,光实在没用,得命硬。你命硬吗?”

我一口把酒闷下去,喉咙像吞了一团火,眼泪差点呛出来:“硬。穷人的命,都硬。”

兰姐笑了,那是那种看透了世俗狼狈的笑。

“行。明天”



1996年的成都,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味道。大街小巷都在放着《心太软》,火锅店的油烟味混合着建筑工地的水泥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香水。

我叫陈宇,24岁,是一家濒临倒闭的药材公司的业务员。我的老板老张,是个被时代大潮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公司欠了银行三十万,欠了供货商二十万,老张把唯一的桑塔纳都抵押了。我们就像两个溺水的人,死死抓着最后一块浮木——那曲的冬虫夏草。

那几年,虫草的价格疯涨。只要能从源头拿到货,转手就是几倍的利。但源头在那曲,在那些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牧区。

兰姐是这条道上的“大姐大”。没人知道她的全名,也没人知道她那个在省里当干部的老公为什么跟她离了婚。只知道这女人手里攥着几百万的现金流,黑白两道都给她面子。

那天从酒局出来,我扶着墙吐得昏天黑地。老张拍着我的背,眼圈红红的:“小陈,这次全靠你了。搞定这个女人,咱们公司就能活。搞不定,我就得去跳府南河。”

我擦了擦嘴角的酸水,看着老张那张皱纹堆垒的脸,心里只有一种悲凉。我说:“张总,你放心。我死也把合同带回来。”

这不是场面话。那时候我家里的老房子漏雨,我妈等着钱做手术,我连给女朋友买条金项链的钱都没有。我太需要钱了,需要到可以忽略恐惧。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我在北门车站找到了那辆传说中的“战车”——一辆经过改装的北京212吉普。车身是那种洗不出来的军绿色,上面全是泥点子。车顶焊着行李架,上面绑着备胎、油桶,还有一个巨大的帆布包裹。

开车的是达瓦。一个康巴汉子,脸上两团高原红像是刻上去的。他穿着一件油得发亮的藏袍,腰里别着一把藏刀。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像看一只弱鸡,没说话,只是把烟头从车窗弹了出去。

兰姐坐在副驾驶。她今天穿了一件厚实的翻毛领皮夹克,戴着墨镜。她脚边放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我知道,那是五十万现金。96年的五十万,是一笔能让人起杀心的巨款。

“上车。”兰姐的声音很冷,像清晨的雾。

我拉开车门,钻进后座。车里一股浓烈的酥油味混合着劣质汽油的味道,熏得我脑仁疼。后座上堆满了压缩饼干、罐头、氧气袋,还有两个硕大的军用背包。

“坐稳了。”达瓦用生硬的汉语说了一句。

车子轰鸣着发动,像一头老牛发出了怒吼。我回头看了一眼渐渐远去的成都,心里竟然有一种上刑场的错觉。

出了成都平原,路就开始变得狰狞。

那时候的川藏线,根本不是现在的景观大道。过了雅安,柏油路就断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铺满碎石的土路,我们叫它“搓板路”。车子跑在上面,不是在开,是在跳。

我坐在后座,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被颠得移位。脑袋不停地撞在车顶棚或者车窗玻璃上,撞得我眼冒金星。兰姐倒是稳得住,她手里始终紧紧抓着那个扶手,身体随着车子的节奏晃动,像是个老骑手。

“小陈,吐窗外,别吐车里。”兰姐头也没回地甩过来一句。

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把涌到喉咙口的酸水又咽了回去。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当累赘的。

到了二郎山,天就开始下雨。那路窄得只能容一辆车通过,一边是随时可能塌方的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底下是大渡河咆哮的声音。

达瓦开得很慢,这汉子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只有那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

“兰姐,咱们这趟……稳吗?”我为了缓解紧张,没话找话。



兰姐点了一根烟,车窗留了一条缝,烟雾瞬间被吸了出去。

“这世上哪有稳赚的买卖?”她的声音夹杂在风声里,显得有些飘忽,“富贵险中求。你怕了?”

“没……没怕。”我心虚地回答。

“怕也没用。”兰姐冷笑了一声,“进了山,命就只有一半是自己的,另一半归老天爷。看见下面那河没?每年都要吞几辆车,连响声都听不见。”

我打了个寒战,不敢再往下看。

晚上我们宿在康定。那条件简陋得令人发指,木板房,四处漏风。但我太累了,几乎是倒头就睡。

第二天继续赶路,海拔越来越高。过了折多山,我们就正式进入了高原。

我的高原反应开始显现。先是头疼,像有人拿着橡皮筋勒着脑袋,然后是气短,走两步就喘。兰姐递给我一瓶红景天口服液:“喝了。别还没到地儿就先趴下。”

我不客气地接过来一口喝干。

车里的气氛很压抑。达瓦是个闷葫芦,一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兰姐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或者翻看她那个小本子。我只能盯着窗外那一成不变的荒凉景色发呆。

那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荒凉。没有树,没有草,只有无边无际的石头和土,天蓝得刺眼,云低得像是要压在车顶上。

“小陈,你知道为什么我带你来吗?”兰姐突然开口。

我愣了一下:“因为……老张病了?”

“因为你穷。”兰姐摘下墨镜,露出一双有些疲惫的眼睛,“穷人才有那股子狠劲儿。那些在这个圈子里混久了的老油条,都太惜命。只有你这种想翻身的,才敢在那曲那种地方跟我拼。”

我心里一阵刺痛,但不得不承认,她说得对。穷,就是我唯一的资本,也是我唯一的弱点。

第三天下午,我们过了那曲县城,往更深处的牧区开。

天色变得阴沉,乌云像铅块一样压在头顶。风刮得越来越大,卷着沙石打在车窗上啪啪作响。

达瓦突然踩了刹车。前面的路被一大堆乱石堵死了,看起来是刚发生的塌方。

“过不去了。”达瓦下车看了看,回来说。

“绕路呢?”兰姐问。

“绕回去走大路,得多走两百公里。今晚肯定到不了预定的牧民点。”达瓦指了指右边一条若隐若现的车辙印,“走这边。这是废弃的老矿道,能直插过去,省三个小时。”

兰姐犹豫了。她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表。这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宿营地或者牧民点,在这荒原上过夜是很危险的。

“这条路稳吗?”兰姐问。

“夏天有人走过,现在……不好说。但吉普车应该能扛住。”达瓦也不敢打包票。

我心里有点发毛,插了一句:“兰姐,要不咱们稳妥点,回去绕路吧?安全第一。”

兰姐瞪了我一眼:“绕路?车上的油够吗?晚上在路上跑更危险。达瓦,走近路!”

就是这个决定,把我们推向了绝境。

那根本不能叫路。那就是在乱石堆里硬开。吉普车像是一艘在惊涛骇浪里的小船,剧烈地颠簸。我的头好几次撞在车顶的铁皮上,疼得我直吸凉气。

越往里走,路越荒。周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只有风声和发动机嘶吼的声音。

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天快黑透了。

突然,“哐当”一声巨响,车身剧烈震动了一下,紧接着整个车身向左倾斜,重重地砸在地上。发动机哀鸣了两声,熄火了。

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呼啸的风声。

“操!”达瓦骂了一句藏语,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我们狼狈地爬下车。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到左后轮已经飞出去好几米远,后桥钢板断成了两截,白森森的断茬露在外面,像骨折的骨头。

“彻底完了。”达瓦蹲在地上,点了根烟,“轴断了,没法修。”

这里海拔四千八,四周是茫茫的无人区。气温正在急剧下降,我感觉身上的冲锋衣像是纸糊的一样,寒气直往骨头里钻。

“离最近的兵站或者牧民点有多远?”兰姐的声音虽然镇定,但我听出了一丝颤抖。

“兵站大概在三十公里外。牧民点……这季节可能已经迁走了。”达瓦站起来,看了看四周黑漆漆的旷野,“这种地方没信号,大哥大就是块砖头。”

“那怎么办?”我急了,“咱们就在这儿等死?”

达瓦看了看兰姐,又看了看车里的钱袋子:“你们走不动。这海拔,这温度,走不出五公里你们就得冻死。我走。我是本地人,我有经验。我去兵站找救援。”



“你一个人去?”兰姐皱眉。

“只有这一条路。”达瓦把身上的藏袍裹紧,“我脚程快,运气好的话,明天中午能带车回来。”

他开始收拾东西。一壶水,一把刀,一个手电筒。

临走前,达瓦把车座底下的一把防身用的猎枪抽出来,递给兰姐:“会用吗?”

兰姐接过来,熟练地拉了一下枪栓:“会。”

“晚上警醒点。这地方有狼,也有流窜的盗猎分子。”达瓦深深地看了我们一眼,“守好车,别乱跑。如果明天晚上我还没回来……”

他没说下去,转身走进了黑暗的风雪中。

达瓦走了,恐惧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这辆报废的吉普车成了我们在茫茫荒原上唯一的庇护所。但车里太冷了,那是铁皮壳子,根本不保温。

“别愣着!搭帐篷!”兰姐冲我吼道。

我们手忙脚乱地从车顶把帆布帐篷卸下来。风太大,帐篷布被吹得猎猎作响,像是在跟我们拔河。我在高原上动作稍微大一点,心脏就跳得快要炸开。

好不容易把帐篷在车尾的背风处支起来,我已经累得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每一口吸进去的空气都像刀子一样割嗓子。

“搬东西!把睡袋、大衣、煤油灯都搬进去!”兰姐像个指挥官,虽然她脸色也很难看,但还在强撑。

我去后备箱搬那个最大的物资包。那是我们的救命稻草,里面装了两套极地鸭绒睡袋。

可是,当我把包拎出来的瞬间,我闻到了一股让我绝望的味道。

刺鼻的柴油味。

之前车身剧烈颠簸,加上侧翻那一瞬间的冲击,放在备用油桶旁边的物资包被挤破了,油桶盖子松动,漏出来的柴油把物资包浸了个透。

“怎么了?”兰姐拿着手电筒照过来。

我手抖得厉害,指着那个包:“兰姐……油……漏了。”

兰姐冲过来,一把拉开拉链。

里面的两套睡袋,外面那套蓝色的,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吸饱了柴油,湿哒哒地粘在一起。而里面那套红色的,因为有单独的防水压缩袋,幸免于难。

只有一套睡袋能用。

那是兰姐的专用睡袋。

“这套废了。”兰姐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柴油味散不掉,钻进去会熏死人,而且柴油贴在身上会带走热量,那是找死。”

她把那套废掉的睡袋狠狠地踢到一边,拎起那套红色的:“把这个拿进去。”

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地上那团黑乎乎的废品,感觉死神已经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一套睡袋。两个人。孤男寡女。

“进帐篷!”兰姐没给我发呆的时间,她抱着那个装着五十万现金的包,钻进了帐篷。

我也跟着爬了进去。帐篷里空间狭小,我们把煤油灯点亮,昏黄的光晕稍微驱散了一点黑暗,但驱散不了寒冷。



这一夜,注定是漫长的。

兰姐把那个进口的红色睡袋铺好。那睡袋看着就暖和,厚实,蓬松。她脱掉了笨重的皮夹克和外裤,只穿着保暖内衣钻了进去。

“你也别愣着,把军大衣穿上,把所有的衣服都裹身上。”兰姐只露出一个头,看着缩在帐篷门口的我。

我把车上那两件老羊皮军大衣都裹在了身上,还把所有的备用衣服都盖在腿上。我尽量让自己缩成一团,减少热量散失。

为了避嫌,也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我离兰姐远远的,贴着帐篷边坐着。

“兰姐,我不冷,我年轻,火气旺。”我哆哆嗦嗦地说着瞎话。

兰姐哼了一声,没理我。她把那个钱袋子枕在头底下,手里依然紧紧攥着那把猎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外面的风声越来越大,像是有无数只野兽在抓挠帐篷。气温估计已经降到了零下二十度。

我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冷。那种冷不是皮肤冷,而是骨髓冷。我感觉血液都结冰了,流不动了。我不停地打摆子,牙齿撞击的声音在帐篷里格外清晰。

接着是高反。剧烈的头痛让我恨不得把脑袋撞墙。恶心,想吐,但肚子里没东西,只能干呕。

“吃药了吗?”兰姐的声音从睡袋里传出来。

“吃……吃了……”我感觉舌头都麻木了,说话含糊不清。

“喝水。”兰姐把她的保温壶扔给我。

我想去接,手却不听使唤,壶掉在地上。我去捡,身体一歪,栽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我是真的起不来了。身体像是散了架,四肢沉重得像是灌了铅。

兰姐从睡袋里坐起来,把灯拨亮了一点。她看到我的脸,吓了一跳。

“小陈!你脸怎么这么紫?”

她爬出睡袋,过来摸我的额头。她的手很烫,烫得我哆嗦了一下。

“你在发烧?”兰姐的声音变了调。

“没……没事……就是有点晕……”我还在强撑,“兰姐……你回去睡……别管我……”

我开始咳嗽,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巨石,每一次呼吸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我咳出一口痰,借着灯光一看,粉红色的泡沫。

兰姐是老江湖,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肺水肿。”她吸了一口凉气,“这下麻烦了。”

肺水肿在高原上就是催命符。如果不能及时吸氧、保暖、下撤,人很快就会因为肺部积液窒息而死。

车上有氧气袋。兰姐手忙脚乱地把氧气袋管子塞进我鼻子里。吸了氧,我稍微好受了一点,但身体的寒冷依然在吞噬我。

到了后半夜,我感觉自己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

意识开始涣散。我看到了我妈在家里包饺子,看到了老张在办公室里哭,甚至看到了小时候村口的那棵大槐树。

“妈……我冷……”我无意识地呢喃着。

兰姐一直没睡。她披着大衣坐在我旁边,看着我。

“小陈,你醒醒!”她拍我的脸。

我睁开眼,视线模糊,只看到一个重影的女人脸。

“兰姐……钱……钱在包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扣我工资……”

兰姐咬着嘴唇,眉头锁成了“川”字。她看着那个温暖的睡袋,又看着蜷缩在地上一脚踏进鬼门关的我。

这里面的道德困境太大了。那时候毕竟是96年,思想没现在这么开放。她是身家百万的女老板,我是个穷打工的。而且她还是个离异的单身女人,名声对她来说很重要。

如果我也进睡袋,哪怕什么都不做,这事儿传出去,她的脊梁骨都得被人戳断。

可是,如果不这么做,我今晚必死无疑。

“小陈,你听我说。”兰姐看着我的眼睛,“你必须暖和起来。你身上太凉了。”

“我……我不去……”我本能地抗拒。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阶级卑微感。我就算死,也不能玷污了老板的睡袋。我觉得我不配。

“我身上脏……我有汗味……你是女的……不行……”我一边说着胡话,一边试图往帐篷门口爬,我想离她远点。

我的身体开始剧烈痉挛,那是失温症晚期的表现。我感觉不到冷了,反而觉得热,我想脱衣服。

我开始撕扯身上的军大衣:“热……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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