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清晨五点，天边刚刚泛起一丝鱼肚白，城市还沉浸在深度的睡眠中，刘桂英就已经起了床。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一个她盼了十年，也怕了十年的日子。
是她的养子陈默，刑满释放的日子。
她哼着不成调的家乡小曲，动作异常麻利地在厨房里忙活着，陈旧的厨房里很快就弥漫开了烟火的气息。
那块昨天就托人从乡下买来的，肥瘦相间的上好五花肉，被她放在用了几十年的乌木案板上，手起刀落，“咚咚咚”的剁馅声在寂静的清晨里显得格外清晰和急促。
旁边的盆里，是刚洗干净的，还带着露水的韭菜，翠绿欲滴。
她要包饺子。
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
陈默这一脚踏进监狱，就是整整十年，十年的人生黄金期，出来吃顿热腾腾的饺子，去去晦气，也算是接风洗尘，这是老家的规矩。
里屋，丈夫张建国还在打着雷鸣般的鼾声，被子蒙过了头。
隔壁房间里，她那宝贝疙瘩一样的亲儿子张伟，昨晚又约了朋友通宵打游戏，这会儿估计睡得正死，雷打不动。
整个家里，只有刘桂英一个人，为了那个即将走出高墙的养子，而“满心欢喜”地忙碌着。
她的心情确实不错，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雀跃。
十年了，这块像巨石一样压在她心头的事情，总算是要尘埃落定了。
她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十年前，她那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儿子张伟，刚大学毕业，前途一片光明，却因为和朋友喝酒庆祝，酒后驾车，在回家的路上，撞死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行人。
眼看着大好的前程就要被“交通肇事罪”毁于一旦，要在档案里留下洗不掉的污点，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都要塌下来了。
就在这时，一向沉默寡言的丈夫张建国，关上房门，抽了整整一包烟后，提出了那个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恶魔般的建议——让陈默去顶罪。
陈默是他们二十年前从福利院领养回来的孩子。
那年头，都说养儿防老，刘桂英生下张伟后伤了身子，医生说她再也无法生育，她和丈夫一合计，这才动了领养的心思，想着多一个孩子，将来也多一份依靠，多一个人养老送终。
可人心都是偏的，肉长的，哪有不偏不倚的道理。
有了聪明伶俐、嘴甜会来事的亲儿子张伟做对比，那个从进家门第一天起就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养子陈默，在这个家里，就显得格外多余和碍眼。
他学习成绩再好，拿回来的奖状贴满了半面墙，在刘桂英眼里，也比不上亲儿子张伟在饭桌上给她夹的一筷子红烧肉。
所以，当丈夫提出让陈默去顶罪时，刘桂英只是撕心裂肺地哭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看着亲儿子那张因为恐惧而毫无血色的脸，她就点头同意了。
她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自己，陈默无父无母，是个孤儿，烂命一条，没什么大出息，进去十年，出来也才二十八，还年轻。
可她的伟伟不一样，伟伟是名牌大学生，是家族的希望，是她后半辈子的指望和骄傲，他的人生不能有任何污点。
用一条烂命，换儿子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这笔买卖，怎么算，都划算。
于是，在他们的威逼、利诱和声泪俱下的亲情绑架下，年仅十八岁，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陈默，在沉默了整整一天一夜之后，点下了他那颗年轻而沉重的头颅。
他揽下了所有的罪名，被法官重重地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如今，十年刑期已满。
刘桂英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等接回陈默，就让他去张伟现在开的那家装修公司里打工。
扫地也好，看仓库也好，随便给他个不累的活干，管他吃住，每个月再给个千把块的零花钱，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就让他用一辈子，来偿还他欠伟伟的，欠这个家的“养育之恩”。
她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安排妥当无比，充满了人情味，手上的动作也越发轻快。
包好了两百个白白胖胖的饺子，她整整齐齐地码在篦子上，放进冰箱，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快七点了。
她换上一件自认为很体面的深蓝色外套，拎上出门买菜用的布包，脚步轻快地出了门，赶上了去往郊区监狱的第一班公交车。
监狱门口，高墙耸立，上面拉着一圈圈泛着寒光的电网，气氛庄严肃穆得让人喘不过气。
刘桂英在门口那棵光秃秃的大树下等了许久，从晨光熹微等到日上三竿，太阳都升得老高，晒得人皮肤发烫，也没见到陈默的身影从那扇厚重的铁门里走出来。
她有些不耐烦了，走到门口的岗亭，对着里面值班的，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狱警问道。
“同志，你好，打扰一下，我是来接我儿子陈默的，判决书上说，今天是他出狱的日子，怎么这都快十点了，还没见人出来？”
年轻的狱警闻言，抬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随即他在电脑上操作起来。
“陈默？我查一下……您稍等。”
几秒钟后，狱警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疑惑表情。
“大娘，您是不是搞错了？或者记错日子了？我们系统里查不到今天有叫陈默的犯人刑满释放。”
“怎么可能！”
刘桂英急了，声音都拔高了八度。
“白纸黑字的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今天！你们是不是弄丢了？”
“您别急，您别急，我再仔细看看……”
狱警被她激动的样子吓了一跳，又在电脑上敲打了一番，切换了好几个系统页面，随即“哦”了一声，像是发现了什么。
“查到了，是有这个人，不过……”
狱警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他抬头看着一脸焦急的刘桂英，用一种带着些许同情的语气，缓缓说道。
“大娘，系统里记录显示，这个叫陈默的服刑人员，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因为‘重大疾病’，办理了保外就医，被人接走了。”
“什么？！”
刘桂英感觉自己像是被一道晴天霹雳当头劈中，整个人都懵了，耳朵里嗡嗡作响。
“保外就医？五年前？被谁接走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狱警又低头看了一眼屏幕，似乎是在确认信息，然后照着上面的记录，一字一句地念道。
“是被他的父母，张建国和王翠花，签字接走的。”
“张建国……和王翠花？”
刘桂英的大脑彻底当机了，她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名字。
张建国是她的丈夫，这没错。
可……王翠花是谁？
陈默不是孤儿吗？在这个世界上无亲无故，哪来的父母？
还有，保外就医这么大的事，丈夫为什么要瞒着自己整整五年？
这五年里，他每个月都说要去监狱探监，每次回来，带给她的，都是陈默在里面“一切安好，让我们放心”的消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瞬间，无数个巨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疑团，像一张天罗地网，将刘桂英死死地困在了原地，让她动弹不得。
刘桂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她一路失魂落魄，像个游魂一样，脑子里反复回响着狱警的那句话：“被他的父母，张建国和王翠花，接走了。”
王翠花……王翠花……
这个陌生的，带着乡土气息的名字，像一根淬了毒的刺，狠狠地扎进了她的心里，搅得她五脏六腑都疼。
她用钥匙打开家门。
丈夫张建国已经起来了，正穿着一件老头衫，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劣质的旱烟，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抗日神剧。
亲儿子张伟则四仰八叉地躺在另一张沙发上，戴着降噪耳机，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激烈地玩着游戏，嘴里还时不时地用污言秽语骂骂咧咧。
屋子里烟雾缭绕，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对她这个操劳了一早上的女主人视而不见，气氛“祥和”得令人窒息。
看到刘桂英一个人阴沉着脸回来，张建国有些意外地抬起了头，掸了掸烟灰。
“怎么就你一个人？那小子呢？没接着？”
刘桂英没有回答。
她走到张建国的面前，一言不发，就那么居高临下地，用一双满是红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张建国被她看得有些发毛，他躲闪着妻子的目光，不自然地将手里的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你不是去接他了吗？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
“我去接了。”
刘桂英的声音冰冷得像数九寒冬里结的冰碴子。
“可人家狱警说了，陈默早在五年前，就被人接走了！因为得了重病，保外就医！”
“什么！”
张建国“霍”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来不及掩饰的震惊和慌乱，手里的烟锅都掉在了地上。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是不是搞错了？那小子身体好得很！”
看到丈夫这副浮夸的，漏洞百出的演技，刘桂英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
他在演戏。
一个跟她同床共枕了三十年的男人，他眼里的每一丝慌乱和心虚，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没搞错。”
刘桂英冷笑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
“人家系统里记录得清清楚楚，还说了，接走陈默的，是他的父母。”
“一个叫张建国，另一个……”
她故意停顿了一下，眼睛像两把锋利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剜着丈夫那张已经开始变形的脸。
“叫王翠花。”
“王翠花是谁？张建国，你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我跟你没完！”
听到“王翠花”这个名字，张建国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如纸，没有一丝血色。
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被戳穿了惊天秘密后的极致恐惧和慌张。
“你……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不认识！我不知道！”
他开始语无伦次，挥舞着手臂，像是在驱赶什么看不见的苍蝇。
“肯定是他们搞错了！重名！对，一定是重名！我……我这就打电话去监狱问问！”
他说着，就想往门外走，试图逃离这个让他窒息的对峙。
刘桂英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别想走！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谁也别想出这个门！”
“你放开！你给我放开！”
张建国急了，他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用力地甩着胳膊，想要挣脱妻子的钳制。
“你这个疯婆子！让你别问就别问！家里好好的，你非要没事找事！再问我打死你！”
他甚至扬起了那只布满青筋的大手，作势要打刘桂英。
就在这时，一直躺在沙发上，对这场风暴的中心视若无睹的张伟，终于不耐烦地摘下了耳机，吼了一嗓子。
“吵什么吵！一天到晚就知道吵！还让不让人安安静-静地玩会儿游戏了！”
他看了看剑拔弩张的父母，又满不在乎地戴上了耳机，嘴里嘀咕了一句，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了刘桂英的耳朵里。
“不就是个陈默吗，一个外人，是死是活有什么关系，至于吗？”
儿子的这句话，像一把淬了剧毒的冰刀，快准狠地捅进了刘桂英的心窝。
她看着眼前这两个她用尽一生去爱的男人，一个对她隐瞒了天大的秘密，甚至要对她拳脚相向；另一个，则对自己替他坐了十年牢的“哥哥”，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心和愧疚，冷漠得像个陌生人。
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她的脚底，瞬间蔓延到了四肢百骸，冻得她浑身发抖。
她缓缓地松开了手，任由张建国如同逃命一般，摔门而出。
她知道，从这个男人嘴里，是问不出真相了。
她要靠自己。
她像一头发了疯的母狮，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
她要找到证据，找到丈夫背叛自己的证据，找到那个叫“王翠花”的女人的蛛丝马迹。
衣柜，床底，书房……
她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弄得一片狼藉。
终于，在书房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她找到了一个尘封多年的，不起眼的铁皮饼干盒子。
她用一把大号的螺丝刀，发疯似的，硬生生地将锁给撬开了。
盒子里面，没有她想象中的情书或者暧昧的照片。
只有一张因为潮湿而有些泛黄的，五年前的租房合同。
以及一堆用黑色的塑料袋严密包裹着的，早已干涸发黑的，散发着一股铁锈味的，带血的纱布。
那股浓烈的血腥味和消毒水味，即便隔了五年，依旧刺鼻得让人作呕。
刘桂英拿起那张租房合同。
地址是远郊的一个，她听都没听说过的，叫“红旗村”的破旧棚户区。
承租人的名字，龙飞凤舞地签着：张建国。
租期，是三个月。
落款的日期，是一个让她如遭雷击的日子——五年前的六月十二日。
五年前的六月……
刘桂英的大脑里，像有一道闪电猛地劈过，照亮了所有被她忽略的黑暗角落。
她想起来了。
她永生永世都忘不了那个时间。
五年前的六月，正是她那宝贝儿子张伟，因为长期熬夜和不规律的作息，突发急性尿毒症，生命垂危，躺在市人民医院里，靠着一周三次的血液透析续命的日子。
全家人都快急疯了，卖房卖地筹钱，可医院里却迟迟等不到合适的肾源。
医生说，再等不到，伟伟就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所有人都快绝望的时候，医院却在六月中旬，突然通知他们，说找到了一个完美匹配的肾源，可以立刻进行移植手术。
当时，她还以为是老天开眼，是她天天去庙里烧香拜佛，磕破了头起了作用。
张伟的手术很成功，在高级病房里住了一个月后，很快就康复出院了。
而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丈夫张建国，喜气洋洋地告诉她，陈默因为在监狱里积极改造，表现良好，获得了重大减刑，可能再过五年就能出来了。
如今，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一个代表着新生，一个代表着希望的事件，时间点，却如此诡异地，分毫不差地重合在了一起。
一个在五年前的六月，奇迹般地获得了新生。
另一个，也在五年前的六月，“离奇”地因为重病而保外就医。
一个可怕的，让她心惊肉跳，不寒而栗的猜想，不受控制地，如同毒蛇一般，从刘桂英的心底，冒了出来，死死地缠住了她的心脏。
刘桂英拿着那张薄薄的，却感觉有千斤重的租房合同，一夜未眠。
她没有惊动任何人。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她就按照合同上的地址，独自一人，坐上了开往远郊的第一班长途公交。
公交车上人很少，车厢里空空荡荡，摇摇晃晃，穿过繁华喧嚣的市区，一路向西，驶向越来越偏僻荒凉的郊外。
高楼大厦渐渐变成了低矮的平房，平坦的柏油路也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水泥路。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她终于在合同上所写的那个，名叫“红旗村”的地方下了车。
眼前的一切，让她触目惊心。
这里与其说是一个村子，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正在被城市化进程无情吞噬和遗弃的贫民窟。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拆了一半的破旧民房，墙上用红漆刷着大大的“拆”字，和堆积如山的，散发着恶臭的建筑垃圾。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尘土、潮湿和腐烂混合在一起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早已搬走，只剩下几户无处可去的老人，和一些靠拾荒为生的外来人员，用麻木而警惕的眼神，打量着她这个穿着干净的外来者。
刘桂英捏着鼻子，按照门牌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迷宫般的，泥泞不堪的小巷里穿行。
终于，她在小巷的最深处，一个几乎快要倒塌的院墙边，找到了合同上的那个地址——红旗村114号。
那是一间低矮的，用最便宜的红砖和石棉瓦随意搭建起来的，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出租屋。
屋门是一扇破旧的木门，上面的绿油漆早已剥落得斑驳不堪，露出里面被雨水侵蚀得早已腐朽的木头。
门上挂着一把硕大的，生满了铁锈的大锁，却只是虚掩着，并没有锁上。
刘桂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得快要窒息。
她伸出颤抖的，布满皱纹的手，轻轻一推。
“吱呀”一声，木门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呻吟，仿佛一个濒死老人的叹息，缓缓地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混合着霉味、尘土味和常年不通风的死气，从屋里扑面而来，呛得刘桂英连连后退，弯着腰剧烈地咳嗽起来。
她捂着口鼻，看着眼前那个如同黑洞一般的门，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一咬牙，像一个奔赴刑场的囚犯，走了进去。
屋里很暗，唯一的光源，是那扇被一张破报纸糊了一半的，布满了蛛网的小窗户。
房间很小，小到一眼就能望到头。
地上，桌上，所有的地方，都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看得出来，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住过了。
屋里的陈设，简单到了极致，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陈设可言。
一张因为潮湿而桌面鼓胀变形的缺了腿的桌子，一把坐垫早已破了洞，露出里面发黑棉絮的椅子。
还有一个用几块砖头和一块脏兮兮的木板搭起来的，简陋到极点的床。
那张床上，没有被褥，没有枕头，只有一块早已看不出原来颜色，沾满了不明污渍的，肮脏的床板。
在床板的正中央，仿佛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祭台，整整齐齐地，放着三样东西。
一个巴掌大小的，看起来很廉价的，刷着黑漆的木质盒子。
一叠用牛皮筋紧紧捆着的，厚厚的，因为受潮而边缘泛黄的纸张。
还有一本，因为被反复翻看，边角已经磨损卷了起来的，深蓝色的，最普通不过的学生日记本。
刘桂英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
她的心脏，狂跳得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撞得她肋骨生疼。
她先是拿起了那个黑色的木质盒子。
入手很轻，却又沉重得让她几乎拿不稳。
她认得，那是一个用来装骨灰的，最简陋，最廉价的骨灰盒。
她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她又拿起了那叠泛黄的纸。
她解开牛皮筋，最上面一张，赫然印着几个触目惊心的黑色大字：
“市人民医院，肾脏移植手术，术后病历单。”
下面的内容，是密密麻麻的，她看不懂的医学术语和数据图表。
但有几个词，像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进了她的眼睛里，让她永生难忘。
“捐赠者：陈默。”
“受体：张伟。”
“术后并发症：急性排异反应，伤口感染，高烧不退，肾功能衰竭……”
“病人已于二零一年九月三日，因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轰！
刘桂英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被一颗原子弹，狠狠地引爆了。
陈默……死了？
五年前，就死了？
死于……给张伟做完肾脏移植手术之后？
那个她以为在监狱里，安安稳稳地，替她儿子赎罪的养子。
竟然在五年前，就孤零零地躺在这张冰冷的，肮脏的床板上，在无尽的痛苦中，变成了一捧冰冷的，无人问津的骨灰？
不……
不可能……
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这绝对不是真的！
刘桂英的大脑一片空白，她拒绝接受眼前这残酷到极点的事实。
她的身体剧烈地晃了晃，几乎要栽倒在地。
她扶住了身旁那张布满灰尘的桌子，才勉强站稳。
她的目光，如同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死死地落在了那本最后的，深蓝色的日记本上。
那是她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希望。
她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荒唐的，可怕的误会。
她颤抖着手，拿起了那本日记。
日记本很轻，却像一块千斤重担，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封面因为长时间的潮湿，已经有些变形发胀。
她能想象到，在那个没有阳光的，阴冷潮湿的小屋里，她的儿子陈默，是怀着一种怎样孤独而又绝望的心情，在记录着他生命中最后的，无人知晓的时光。
她用抖得不成样子的手指，翻开了日记本。
